唐隶的典范

□谭淑琴   2016-12-15 11:20:37

□谭淑琴

唐崔祐甫墓志盖崔祐甫墓志,唐建中元年(780年),高、宽皆为107厘米,厚21厘米,河南省洛阳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崔祐甫墓志志石呈四方形,盖为盝顶,顶篆书“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3行12字(图1),四周阴刻花草纹。志文隶书,38行,行42字。首行题“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铭并序”(图2、3)。首2行题“吏部侍郎邵说撰文,前河南府颍阳县丞徐珙书,国子丞李阳冰篆盖”。

志载崔祐甫生平事迹,包括先祖四代世系、科举取士、历任官职及卒年葬地。据志:公讳祐甫,字贻孙,代为冠族。“高祖,隋赵王府长史弘峻;曾祖,皇洛县令俨,大父;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赠卫尉少卿皑;列考,中书侍郎、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孝公沔。”祐甫幼年凭贵胄子弟可入崇文馆就学,但他不屑门荫入仕之道,曰:“此朝廷赏延所及,非身扬名之道,竞不之就。”“年二十五,乡贡进士高第。时辈多朋党请谒,以务声华,公独不然,端居以得之。调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寿安尉。”撰者就此赞扬了祐甫不慕虚荣,务真求实的品德。

安史之乱,国家动荡不安,祐甫带家族百口南迁避难,并主动要求到南方江西幕府任职,志曰:“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提挈百口,间道南迁,讫于贼平,终能保全。”在江西幕府任庐陵郡司马、洪州司马,入朝为起居舍人,历司勋、吏部二员外郎。任官之际,公叹曰:“羁孤满室,尚寓江南,滔滔不归,富贵何有!”“遂出佐江西廉使,改试著作郎兼殿中侍御史。”志文对其“厚亲戚,薄荣名”的品行进行了赞扬。后“转检校吏部郎中,改永平军行军司马,金印紫绶,兼中司之秩、入为中书舍人”。

志文用具体事例说明祐甫性格刚正率直,朝政多所匡辅。“有献猫乳鼠者,百辟皆贺。”公独不贺,认为猫不捉老鼠恰如为官渎职,并向皇帝进言曰:“祀典迎猫,为除田鼠,今反乳之,是执法者不能触邪,理兵者不能御寇,天戒若此,庸可或乎!”代宗纳其言,寻知吏部选事。779年,德宗嗣立,祐甫被人排挤,曾被贬为河南少尹。不久众望所归,祐甫加官晋爵,位至宰相。志称“当国以退(德宗上台,常兖罢相),俾公代之”。超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等同宰相的官衔),太清太微宫使,崇玄弘文馆大学士。后转中书侍郎,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常山县开国子,平章事如故。时德宗李适勤政纳言,朝政“事无巨细,悉关决于公”。祐甫为相国后,因疾病日重,“手不能书,口占以对”,不能上朝辅政,“自是每军国大务,朝廷疑事,辄降中贵就第密访所安”。建中元年六月一日薨于京师静恭里第,春秋六十。册赠太傅,以其从子(亲兄弟之子)为后,赐名曰植。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有司奉诏,备礼葬于河南邙山之先茔。夫人太原王氏,有一女。可知祐甫无子,故以从子为后。

崔祐甫,两《唐书》有传,历官唐代宗、德宗两朝。在德宗时官位相国,朝政清明,惜仅为相一年即卒。志中所记祐甫册封、卒葬时间两《唐书》均未言及,可补史缺。志中还反映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仕人南迁避难的史实。

崔祐甫墓志志文撰写、篆盖、书丹者皆为唐代名家(图3)。撰文者邵说,相州安阳人。曾在郭子仪幕下任职。累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志文以散体为主,语言精练,减少了以往华丽辞藻和溢美夸饰之词,而是引用具体的事例和志主生前话语,集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唐朝中期疾恶如仇、刚正直言、匡辅朝政的一代名相的动人形象。篆盖者李阳冰,河北赵县人,是大诗人李白的从叔,官至“将作监”。他好古善属文,篆品绝妙入神,被誉为继“小篆之祖”李斯之后的第一能手。其字体笔画特点圆活姿媚,纤细如线,刚劲似铁,别具一格,可谓“笔中之雄也”。 大诗人李白曾作诗对他大加赞扬,诗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篆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此志篆文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志文书丹者徐珙,是唐隶书大家,其书以楷入隶,波磔秀美,遒劲端慎。此墓志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既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是唐代篆隶书法艺术的真实再现。

隋唐时期是墓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数量巨大,珍品层出。作为唐代都城的洛阳,洛北邙山、洛南万安山、龙门西山及偃师、关林等地皆有唐代墓志出土。罗振玉曾为隋唐墓志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根据他未完成、后由其子罗福颐整理成书的《墓志征存目录》一书中的记录,共收入唐代墓志目录3083件,可见当时所能了解到的唐代墓志数量是多么巨大。有人估计,清末以来仅洛阳邙山一带出土的隋唐墓志就有四五千件之多。这一数字虽然限于历史条件并不准确,但已经可以反映出隋唐时期使用墓志的盛况。由于唐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官僚阶层墓志存世较多,墓志的造作工艺更加精细规范,能够反映出历史变迁、文体转变及书法特征。

唐崔祐甫墓志志石

唐崔祐甫墓志拓片局部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石刻文字有很深的渊源。在纸张发明之前,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秦汉竹简帛书以及石刻文字依次承载着华夏灿烂的文明,其中只有石刻文字成为永久存在的文字载体。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字形体及书体风格,都在石刻中充分体现出来。历代碑志的书丹篆额者多是书坛巨擘或名人雅士,自唐代初年出现贴刻后,几乎所有名迹都要“摹勒上石”, 使石刻文字成为庞大的艺术宝藏,也是人们临摹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有些名拓被书法爱好者视若拱璧,故清末叶昌炽《语石》中说:“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 河南碑志年代起自东汉,历经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间跨越近两千年,篆书、汉隶、魏碑、唐楷、行草各种书体皆备,最真实、最直接、最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征和文字发展、演变的历程,可谓中国书体发展史。

中国的文字书体经过初唐欧、虞、褚、薛四家及中唐颜真卿等书家的融会贯通,最终完成了楷书形式与法度的构建,成为官方正体。所以唐代墓志楷书数量浩大,如河南博物院藏欧阳通书《泉男生墓志》法度谨严,是“欧体”正规楷法。但是唐代墓志书体并不局限在楷书领域,篆书、行书、隶书皆见于墓志上。其中隶书的风行和唐玄宗的喜好有关。唐玄宗李隆基写得一手优美的隶书,上有所好下必行之,经他的倡导,隶书写碑在唐代复兴,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在盛唐、中唐时,隶书墓志与日俱增,并出现了许多专擅隶书的名家。

隶书是我国文字形体与书法演变的重要阶段,上继周秦,下启魏晋,是篆字的变体,亦为楷书的前身。隶书减少了小篆的笔画,化篆的曲线为直线,削繁就简,变圆为方,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画,“隶变”决定了汉字发展史的方向,是文字由繁趋简、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此时,人文蔚起,书学称盛,立碑之风大兴,传世汉隶碑刻精品甚多。经过魏晋南北朝,在隶变楷的文字发展过程中,隶书的形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汉隶、魏隶、晋隶、唐隶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在石刻上跳动着不同的韵律。

东汉《甘陵相尚府君碑》拓片局部

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局部

三国魏《上尊号奏碑》拓片局部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时期。《韩仁铭》、《甘陵相尚府君碑》(图4)、《肥致碑》皆为汉隶代表之作。汉隶强调横和捺的装饰作用,从而形成了波势和折尾,显得舒展多姿,气象外耀。和篆书相比,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把弧线拉直,增加了笔的停顿,从而使笔画有了粗细巧拙的变化;汉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形状取势为扁方横势,布列均匀平整,给人以高古典雅的神韵。此时出现了第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以标准汉隶刻写《熹平石经》(图5),以为楷模。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时期著名的开国两大碑刻《上尊号奏碑》(图6)、《受禅表》虽为隶法,但字形和汉隶很不相同。隶书渐取方折的笔势而显得险绝奇伟、挺拔劲健,有人评其书法: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斩钉截铁。使隶法为之一变,后世称之为“黄初体”或“魏隶”,是汉隶的第一次演变,为六朝真书之祖。

西晋碑刻墓志皆为隶书,承袭魏隶,在书写上几无区别。书体严谨端庄,气象雍容,字体的间架结构和用笔方法切近,风格相同。与汉隶相比,加强了方折顿挫。横画为方整的“折刀头”,撇笔收笔出方棱角;左右对称的两竖不再垂直而是分张外拓;右钩不再是又长又重的弯钩,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尽管各志体有方扁,笔有肥瘦,技有粗精,但皆具有上述特征。这些墓志皆出土于汉魏洛阳和偃师,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方特色,有学者称为“西晋洛阳体”。如《三临辟雍碑》(图7)、《徐义墓志》(图8)等书体工整,自然天成。有尚韵之美,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晋《三临辟雍碑》拓片局部

晋《徐义墓志》拓片局部

北齐《窦泰墓志》拓片局部

隋《关明墓志 》拓片局部北魏出现的魏碑体是向楷书的过渡阶段。但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至隋代的书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古现象,即隶书又重新流行。尤其是在东魏、北齐的统治中心邺都范围内出土的墓志几乎皆为隶体,风格划一,如北齐窦泰(图9)、娄黑女、石信墓志等,说明北朝在楷书过渡之中的不稳定性,楷书的基本形式和法度尚不完备。

隋代隶书墓志在隋志中占有很大比例。据统计,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朝280余方墓志中,隶书墓志占有70余方,占隋墓志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楷书兴盛时期,出现如此多的隶书墓志,是北朝后期文字复古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楷书的正常发展 。此时篆、隶楷书中往往夹杂着一些隶书的笔法,还出现了以楷体为主,篆隶杂糅的混合体,其结果是既无古法又少新意。如隋尔朱端、关明、马穉、任轨墓志皆为隶书之作,其中《关明墓志》(图10),隶法基本纯正,志文规矩整齐,笔笔认真,字字端正,但隶书中间杂楷体,对隶书传统的理解尚显肤浅。《尔朱端墓志》(图11)隶法比较纯正,线条瘦劲,笔法熟练,虽间有楷书写法但并不突出,是为隋代隶书中的佼佼者。

初唐出土墓志,隶楷混杂,继续承北朝至隋文字复古的余波。如关道爱(图12)、屈突通墓志等。

由于唐玄宗喜爱八分书,盛唐后涌现出隶书的高潮。唐玄宗存世的隶书碑刻以《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为世人皆知。《纪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曾在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俗称“唐摩崖”,玄宗亲书八分字体凿刻于石崖之上,其书浑厚苍劲,“若鸾凤翔于云烟之表”(图13) 。《石台孝经》(图14)碑文是唐玄宗以隶书御笔书写文帝孔子所撰《孝经》并作注;由唐肃宗题写碑额,三帝行文,昭示后人,是西安碑林国宝级文物,碑石坚细,至今仍光莹如漆。李隆基因此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帝王书家之一。

此时墓志出土隶书作品佳作云集。如河南博物院藏《张庭珪墓志》(图15),徐浩之子徐珙书崔祐甫、崔沔、崔皑、王媛等家族墓志,张若芬书张休光墓志等,皆为唐代隶书佳作。

隋《尔朱端墓志》拓片局部

唐《关道爱墓志》拓片局部

李隆基书《纪泰山铭》拓片局部唐代隶书称为唐隶,与汉隶同为隶书,但是不同的时代其风格迥然不同。汉代人是以篆作隶,天然的具有古朴之趣。而唐人以楷法作隶,与汉隶相比,失去了浑朴苍劲的风骨,但却整齐、规范,别有韵味。此时的隶书法度严谨,除点画沿用汉隶笔法圆润而顿挫外,将汉隶中的篆味去掉,以楷入隶,结体加高,成为唐隶特有的风貌。

宋代苏、黄、米、蔡行草溢扬,不拘法度,追求意趣,占据宋代书法的主流。故此隶书至宋,问津者极少,隶书的冷落,使隶体艺术本身亦更为凝滞僵化。此时亦有独出心裁、卓尔不群的隶书碑志传世。如司马光所书《王尚恭墓志》(图16)是宋代隶书佳作。

李阳冰篆书的崔祐甫墓志盖是唐代墓志中的一大亮点。篆法中废千余年后,到唐代李阳冰出,始行改观,他的真迹篆书《崔祐甫墓志盖》“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他的篆书是直接取法秦代李斯,他也自诩为“(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可见他对小篆的研究是颇有功夫的。因此唐李阳冰被誉为继“小篆之祖”李斯之后的第一能手。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把他与张旭、颜真卿并列归于神品。在唐时颜真卿所书的碑刻,李阳冰多题其额,欲成联璧之美。观其书法风貌,确是从《泰山刻石》《峄山碑》诸碑中而来。

李阳冰篆书留传的碑刻多为宋代重刻,如现存西安碑林唐大历二年(767年)《三坟记》(图17)和《栖先茔记》等。其中《三坟记》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为李阳冰代表作,清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

崔祐甫墓志是河南博物院保存完好的、仅有的一方唐代宰相级别的墓志,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也是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从志文隶体到志盖篆书,皆有特色。尤其是墓志盖虽只有12个大字,但李阳冰的传世作品多是宋人重刻,已经不能完整保存其点画的美感,此为李阳冰篆书原刻,完好如新,丝毫未损,实乃凤毛麟角,极其珍贵难得。

(作者简介:谭淑琴,女,河南博物院研究馆员)

李隆基书《石台孝经》拓片局部

唐《张庭珪墓志》拓片局部

宋《王尚恭墓志》拓片局部

李阳冰《三坟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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