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宁且安 其乐斯在

□李建红 关梅 李咏咏   2016-12-15 11:20:16

□李建红 关梅 李咏咏

图1:普宁寺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众星拱月般环绕着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外八庙,其营建于清康乾时期。普宁寺、安远庙是其中两座,均为清政府怀柔厄鲁特蒙古而修建,寺内碑刻、建筑文物及陈设等是清王朝团结蒙古各部的实物见证,反映了清代帝王颇有卓见的民族政策。

一普宁寺、安远庙的修建与厄鲁特蒙古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叛乱。为了庆祝战役的胜利,厄鲁特蒙古四部 “旧附新归”的首领们纷纷云集到避暑山庄。乾隆帝决定遵循康熙帝平定喀尔喀蒙古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的旧章,下令修建普宁寺以示纪念(图1)。

准噶尔部首领,自清初至乾隆时期,世代相传更迭数人。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病故。此后,准噶尔上层为了争夺汗位而掀起内讧。乾隆十七年(1752年),准噶尔家族近支达瓦齐在混战中夺得汗位。在此期间,上层贵族、部落之间互相杀戮,给准噶尔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不堪战乱的厄鲁特蒙古人民以及台吉、宰桑等首领背井离乡,纷纷归附清政府。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达什达瓦部宰桑萨喇尔率千户来归;乾隆十八年(1753年),准噶尔部三车凌所部三千余户来降;还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被达瓦齐战败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萨纳领二万人降清。他们的归降,使乾隆帝及时了解到厄鲁特蒙古各部之间混战,人民十分渴求和平生活的实际情况。

阿睦尔萨纳投归清政府后,极力进言出兵西北,这与乾隆帝拟完成父、祖未竟之业,维护西北和平的愿望正好相符。于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军分兵两路进军西北,在著名的格登山大战中,达瓦齐全军覆没。在此次平叛中,厄鲁特蒙古各部极力支持,纷纷参战,其中以达什达瓦部属下之人最多,有三千余户。

不料同年八月,阿睦尔萨纳为了封汗之事而再次叛乱。清军猝不及防,势单力孤,突围失败。而此时,达什达瓦的妻子(达什达瓦及其子在前述准噶尔内部混乱的夺权斗争中被杀害)率领部众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多次冲破叛乱贵族的阻挠,带着仅有的畜群,于十月到达清军大本营巴里坤。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因平定阿睦尔萨纳的叛乱,清军从巴里坤进军伊犁,巴里坤这个军事要塞,很快也被卷入战火之中。因此,达什达瓦部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夏至二十二年(1757年)冬,被清政府先后安置在新疆阿拉克泊、博东齐、鄂尔坤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是乾隆帝谕准亲批,并编设旗佐、定游牧四至。之所以不断迁移,目的是将达什达瓦部安置在水草更为佳美、田土更为肥沃之处。但对于饱受战乱,短短几年中多次迁移游牧地的达什达瓦部人民来说,人畜伤亡惨重,生活十分贫困。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援助,但并不能马上改变生活窘困的状况。

而此时,在承德敕建的普宁寺即将竣工,需有喇嘛住寺诵经。喇嘛从何而来?乾隆帝念及达什达瓦部的穷蹙情形,提出将该部喇嘛及其父母兄弟移住到承德。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四年(1759年),达什达瓦部共分两次,1800余人迁移到热河。考虑到原来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在阿睦尔萨纳之乱中毁于战火,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帝谕令仿固尔扎之制修建安远庙,取其安抚远人之意(图2)。这一年,清政府又抽调了达什达瓦部官兵五百户及其家属派驻伊犁,他们又重新回到故土,同其他各族兵士一道,肩负起保卫祖国西北边陲的重任。

图2:安远庙(二)

普宁寺、安远庙的建筑极富藏传佛教艺术特色,前者是仿照西藏山南的桑耶寺修建,后者则仿自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两寺所供主尊分别是千手观音与绿度母,皆为慈悲的象征,寄托了乾隆帝“柔抚远人”的愿望。

(一)普宁寺的主要建筑与供像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山麓,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乾隆帝在承德敕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占地约3.25公顷。其分为前后两部分,依山坡而建,中轴对称。前部为汉式伽蓝七堂布局,后部为仿西藏桑耶寺的藏式“曼荼罗”布局,即通过具体的建筑来象征佛经中描述的佛国世界(图3)。中心主体建筑是大乘之阁(图4),共三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阁内贯穿三层的中央空间,供奉主尊为我国现存最高的木雕金漆千手观音(27.511米)像(图5)。

此像造型优美,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像身披璎珞,头戴宝冠,宽额端鼻,双眉舒朗,三目含慈,神采奕奕,汉风十分明显。她与普宁寺同时开工建造,佛像与大乘之阁的各种构件都是同时制作,由内到外逐步安装。佛像的中心木由多段木材拼接而成,但必须先接后立,并且要深埋地下3.6米。假如先造建筑,那么25米长的主心木的施工将受内部狭窄空间的限制,无法安装就位。此外,建筑结构本身可以作为制造大佛的施工操作平台。修造大佛所用的工匠,除雕匠、镟匠以外,大部分是大木木匠、安装木匠和搭材工匠。大佛与建筑物同时施工,有利于选材下料,还可调剂工力余缺、脚手架木的安设等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千手观音与两侧所供善财、龙女的主体木胎已经完成,开始在外披麻捉灰。最后一道工序是大佛通身装金。贴金使用了红金、黄金两种金箔,红金颜色深黄,黄金颜色浅黄,根据需要分别使用在不同的部位上,产生出明暗效果,使菩萨外观栩栩如生。

观音菩萨又被称作观自在,据佛经记载,她能现33种化身,救12种大难,众生只要诵念她的名号,即可获得救助,故佛教中以观音菩萨表“大悲”。若从此尊的神性来看,反映出乾隆帝希求百姓安居乐业的心愿。

图3:普宁寺平面图(二)安远庙建筑布局与主要供像

《钦定热河志》记载:“(乾隆)二十九年,敕建安远庙仿伊犁固尔扎庙式。”关于固尔扎庙,清代的官私史料记载很少。就其建筑形式,在乾隆撰写的安远庙碑文中有所提及:“固尔扎都纲,三层缭垣,周一里许。”据此,与安远庙的档案记载和现状相比较,可知其同样采用了“三层缭垣”“都纲”的建筑形式(图6)。安远庙占地2.6万平方米,设墙垣内外三进。在第三进墙垣内,由六十四间单层群房(现已不存)合围着本寺中心主殿——普度殿(图7)。

据清宫陈设档案记载,普度殿一层佛殿供奉的佛像都是度母,包括漆木救度佛母、青铜小救度佛母和二十一度母。其中漆木救度佛母就是殿内现供主尊木雕金漆绿度母,她高4.09米,是外八庙体量最大的绿度母像(图8)。在佛教神系中,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身体为绿色而得名,她被尊称为三世佛之母,具有普济众生出种种苦难之功能。佛经云:修持此尊密法,能断生死轮回之苦,消除一切魔障、业障、病苦等,并能消灾、增福、延寿、广开智慧,凡有所求,无不如愿成就,且命终往生极乐世界。

大殿一层墙壁上满绘壁画,是绿度母救八难的内容,每一种灾难都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表现出来,例如,在牢狱难中,绿度母化作一只小鸟去啄捆绑囚犯的绳索,使其获得救助;在水、火两难上方有世俗装束的人正在向绿度母祈求等。

可以看出,绿度母是一层佛殿供奉和描绘的中心,普度殿因“绿度母”的供奉而得名,具有普度众生的含义。

图4:大乘之阁(三)

利用藏传佛教来怀柔蒙古各部,是清政府的一项传统政策。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顺治帝就公开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随着全国的统一,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行了这一政策,乾隆帝称之为“因习俗为治”。主要包括在统治方式上不易衣冠之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与传统风俗等。“兴黄安蒙”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外八庙是实施这一政策的重要场所。

(一)尊重蒙古各部信仰兴建藏传佛教寺院,以供瞻礼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康熙帝的六十寿辰,漠南蒙古各部纷纷来到热河,并请建庙宇以示庆祝。康熙帝允其所请,他在御制《溥仁寺碑文》中说道:“念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乾隆帝时,依然奉行祖制,继续营建外八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谕建普宁寺,并在《普宁寺碑文》中写道:“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此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这是清政府以此来向入寺瞻礼的蒙古僧俗、上层贵族宣布了实行尊崇、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以收安定民心之效。这一思想,在以后乾隆帝的诗文中多有提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普宁寺竣工。乾隆帝、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亲临其地,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庆典仪式。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迁居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也被邀请瞻礼。庆典活动中,由百余名喇嘛表演的宗教舞蹈“跳步踏”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乾隆帝亦即兴赋《普宁寺观佛事》诗一首,描述了老少观看“跳步踏”的情景。他在此诗文前的小序中写道:“蒙古等皆敬宗喀巴黄教,故于山庄之北建此梵刹,聚黄衣者流而唪梵呗,且达什达瓦余众归降者,向风慕化,咸使安居乐业兹令演步踏法事,俾众观之并成是什。”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也就是普宁寺修建八年后,乾隆帝到普宁寺瞻礼时又赋诗一首:“厄鲁胥平定,因之建普宁。敢云识耆武,惟是藉苍灵。新户迁来卫(达什达瓦部下余众迁居寺旁,授室给食休养日久,遂成一大聚落),名经转处听。八年事已过(是寺建于乙亥年),贔屃永亭亭。”再次阐明普宁寺修建的意义所在。

对于在阿睦尔萨纳之乱中毁于战火的伊犁固尔扎庙,乾隆皇帝深感遗憾和惋惜,他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对军机大臣说:“蒙古等遵奉黄教,固勒扎系伊犁善地,理宜重新庙宇,遣大喇嘛前往诵经。”但当时因追剿阿睦尔萨纳及后来的平定大、小和卓等战事,使清政府暂时没有顾及此事。直到乾隆二十七年,新疆安定后,清政府设立了伊犁将军府,乾隆帝命伊犁将军阿桂在绥定城建造了兴教寺,取振兴、重兴黄教之义,安置伊犁喇嘛。

后来因固尔扎庙“仅存煨烬之余者,已不可复整”, 乾隆帝遂命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仿固尔扎之制在承德建安远庙。寺庙落成后乾隆帝谕令“集梵僧,演步踏,以庆蒇事”。当时都尔伯特郡王策凌、乌巴什等到承德朝贺,他们与迁居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众一同入寺瞻礼。当看到熟悉的寺庙与佛像时,他们“欢喜额手”,感叹着犹如在“固尔扎礼都纲闻呗赞也”。乾隆帝亲自题写安远庙碑文,并说明建寺缘由:“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由此可知,此寺的修建不仅是为弘扬黄教之名,更是为了怀柔边疆各部,满足其宗教信仰,从而加强清王朝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图5:大乘之阁千手观音像(二)优礼喇嘛

普宁寺建成后,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学经,来自准噶尔的蒙古僧人也被安置在这所寺院中。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段谕旨中找到答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针对准噶尔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要求从西藏敦请高僧到伊犁传教的请求,皇上谕旨:“尔可将喇嘛内聪颖者,挑选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师,在大庙(雍和宫)勤学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黄教。”看来乾隆帝希望通过对准噶尔喇嘛的培养,使他们心向清政府,待他们学业有成回到故土后,来影响厄鲁特部众人心,以达到加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普宁寺内不仅有喇嘛学校,还是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嘉木样等蒙藏大活佛来承德下榻居住、讲经说法的重要场所。三世章嘉国师历年随乾隆来承德,就居住在普宁寺讲经堂。二世嘉木样是甘肃拉卜楞寺的一位活佛,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一路东行来到热河,下榻于普宁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来承德首先到达的也是普宁寺,稍作休息后,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哲布尊丹巴是喀尔喀蒙古的一位大活佛,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到达承德,乾隆帝令三世章嘉在普宁寺讲经堂为其受戒。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

对于普通僧人乾隆帝也关心备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盘山东甘涧和尚明胜到普宁寺拜谒,不想在他离寺后,发现大殿佛尊失窃。热河副都统富察阿一方面对明胜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将普宁寺300多名喇嘛禁出寺门,形同拘禁。乾隆帝闻听此事后十分不悦,申责富察阿办事“荒唐可笑,岂有此理”,谕令“不可看押该寺喇嘛等,伊等出入,全听自便。并将冒昧拘禁喇嘛等,实属非是,朕闻降旨申斥之处,宣谕该寺喇嘛等知之”。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帝深信普宁寺众喇嘛,对于臣子的做法十分鄙夷不满。他担心此事处理不当,会影响寺内喇嘛清誉,特别交代臣子一定告诉众喇嘛,当今皇上已为他们主持了公道,并申斥了相关大臣。体现了乾隆帝处理喇嘛等宗教事务注意小节,从细微之处考虑,可谓用心良苦。

图6:安远庙平面图

图7:普度殿正立面(四)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古为今用”,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仍不乏其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冲突和局部战争无不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有的还很突出。例如波黑战争、巴以冲突等,都有很复杂的民族、宗教背景。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也一直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中国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利用“东突”“藏独”等问题企图对我国实施“分化”“西化”。这些复杂因素处理不好,都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回溯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关于清代的民族政策,很多政治家都给予高度评价。例如,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学习了康熙皇帝的相关政策的。”周恩来总理在评价清朝对形成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国家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曾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

事实上,清前期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空前的统一,与清帝施行的民族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清代帝王,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在研究我国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后,针对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采取“以儒治国,以教治心”的民族政策,使得中华版图底定,使我国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局面形成并有所发展。普宁寺、安远庙的修建与清政府统一新疆有直接的联系,是清前期多民族团结统一国家的实物见证,两座庙宇的建筑、碑刻及内部供像与陈设均反映了清前期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我们要继续发挥承德皇家庙宇的宗教功用,满足广大信众的宗教信仰需求,不断弘扬佛教文化中积极向善的内容。例如,普宁寺作为承德唯一一座三宝俱全的藏传佛教庙宇,每年都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宗教文化“大餐”,从正月开始就不断推出:正月初八至十二的开经日,正月十三至十五跳布扎、转寺,四月初八至十五坐嘛呢经,农历六月十五开始持续45天的 “坐经”,七月十五孟兰盆会,九月二十二的天降节,十月十五宗喀巴圆寂日等,几乎每个月都有宗教活动。驻足寺庙,聆听佛音,很多游客认为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洗涤与净化。

再有,举办和推出系列寺庙文化专题展览。先后在外八庙景区举办了“外八庙佛塔、佛龛精品展”“外八庙馆藏文物展”“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展”“土尔扈特万里东归展”“千佛阁复原陈列新展”“盛世佛光——观音文化展”“释迦牟尼传记唐卡展”等。这些佛事活动与展览的举办,在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反映了清宫藏传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史实,亦是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

(作者简介:李建红,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管理委员会文博事业处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清代宫廷佛教史、藏传佛教艺术与图像学;关梅,伊犁州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文物保护与利用;李咏咏,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管理委员会文博馆员,主要研究馆藏文物的保护与管理)

图8:绿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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