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文

孟繁玮   2016-12-09 13:42:46

口 孟繁玮

2016年6月,第二届中国美术苏州圆桌会现场2016年6月8日至9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和苏州市文联承办的“艺术与人文——第二届中国美术苏州圆桌会议”在苏州召开。本届苏州会议的主题是“艺术与人文”,下设修身与为民、人品与画品、地域与画派等子论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美术理论家、艺术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以上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会议分为三场进行,分别由王仲、徐惠泉、刘伟冬、林木、李一、李超德主持和点评。

“人品与画品”

“人品与画品”,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中国画论讨论的重点,中国画的品评也非常推崇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本次会议中,多位学者对“人品与画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成为会议热议的一个论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认为,任何一件美术品都包含两大因素:一是创作主体注入的思想感情与精神品格,二是把上述精神内涵物质化和视觉化的技艺。苏州是“吴门四家”的发源地,“四家”中的文徵明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仇英则出身工匠,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文徵明与仇英出发,联系相关画家和画论,对中国绘画传统中的人品诉求与工匠精神进行思考,对21世纪的中国美术是有启示意义的。四川大学教授林木以赵孟頫和石涛为例,提出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实则是一对极为复杂的关系,非认真分析解读个中联系,分辨其独具特色的影响不可。简单化地看待二者关系并以之评价艺术是不可取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原副主任、江苏美术馆原副馆长马鸿增同样从画家研究入手,从人格表率、精神指向、风格引领三个方面论述了傅抱石作为画界领军人物的意义,以及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启示价值。

中国美术馆公教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杂志执行副主编徐沛君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钱海源,都是针对当前书画界令人并不满意的一些现象展开讨论。徐沛君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主要是理顺关系,让美术家们干干净净地依靠诚实劳动获取酬劳,让有才有德者清清白白地跻身文化官员之列,搞好管理,为大家服务。钱海源也认为,文化艺术界的歪风邪气盛行,既有社会风气的原因,又有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如果每个艺术家都能从我做起,切实做到“好自为之”,以做人的道德和良知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有利于文坛艺苑风气好转的。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万新华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他从传播学的视野来展开对画品问题的讨论。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这是艺术评价的准则。艺术的传播效果,也从来不从属于与艺术无关的他者。今天,认识一个画家,我们必须拨开历史迷雾,重新客观公正地去分析,评价其艺术。而认识艺术作品的传播功用,如果一味偏狭地联系作者的人伦事迹甚至意识形态,则必定难免远离科学的艺术观。

“地域与画派”和“吴门与绘画”

“地域与画派”和“吴门与绘画”,也是本次圆桌会议的重要议题,两个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古称“吴门”的苏州一带历史上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文人艺术家,来到苏州对吴门绘画进行研讨,得地利之便,也能让我们对地域与画派问题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于洋认为,从时间性与空间性讨论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从画派与画坛讨论当下美术生态的两层场域,是具有新意的。他提出,谨慎轻言“画派”,深入研究“画坛”,是当前中国美术界亟须的意识与心态。尤其在艺术表现风格空前多元化、艺术价值评判标准混杂的今日,淡化刻意求异的功利心理,多一些对于艺术本体价值和艺术史规律的敬畏,应当是整个画坛有必要达成的共识。北京画院院长助理、理论研究部主任吕晓通过翔实的史料澄清了“金陵八家”的真实构成,为深入研究明末清初金陵画坛提供了重要基础。她认为,在“金陵八家”的组合中不再局限于某种固有的“八家”组合,而是将当时活跃于金陵地区的一批职业画家都归入其中,并介绍他们的共性与特色,是一种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这也为中国美术史中的画派研究提供了价值成果。苏州职业大学教授戴云亮以苏州入选12届全国美展的5幅中国画,来探讨现代中国画中的雷同化和跟风现象,认为丧失艺术地域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创作倾向值得我们警惕。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陆军借鉴黄宾虹的“国画民学”提出“民本国画”,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画进行梳理,并探讨了当代中国画的历史使命与传承。

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的余洋从明中期文人花鸟画在吴门地区的发展以及花果杂品图的盛行,来分析吴中文人爱好博杂、热衷洽闻的文化现象。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赵琰哲则从明代中晚期在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题材——《桃花源图》入手,展开对历史上文人画家将读书、纪游生活与其绘画创作融为一体的探讨和研究。吴门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林家治就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文徵明的书画传代和艺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和研究,认为文徵明及其传人对后世影响深远,许多画派都可以看作吴门画派的延续和发展。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廖少华以郑板桥、林风眠等一些在逆境中奋发的艺术家为例,彰显了艺术家坚守理想,大胆创新的精神,而且构成了一道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景象。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贺万里以丰富的史料为我们分析了画家李方膺与“扬州八怪”及扬州书画圈的紧密关系。这些专家的发言使我们对吴门一带绘画的发展与现状获得了有益的思考。

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徐里致辞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王仲主持会议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编辑室主任编辑徐红梅认为,21世纪的中国美术,已然在古今中西的胶葛中生成各色形态,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形成了两大阵营,从技法到精神,从根源到表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和审美。但千载之下,古今之变中,有亘古不变的真理、穿越时空的精神。无论时空如何转换,艺术之所以不朽,都在于其中所传递出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因此,如果从精神层面来探讨艺术,那么对于创作的主体而言,艺术的功能应该在于表达;对于艺术欣赏的主体而言,艺术的功能应该在于陶冶,如何在精神层面成为“平衡而完整的人”,是两者共同的追求。由此,她从“正己与化人”的角度,对“修身与为民”这一宏大命题提出有价值的解读。

中西观念交融下的主体性思考

中西观念交融下的主体性思考,是新世纪以来文化界、艺术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本次会议上的许多学者也对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通过对西方著名艺术家马蒂斯、凡·高、塞尚的作品的分析,来阐释西方艺术对东方文化的借鉴和学习,以及东方艺术对西方艺术的深远影响。中国美术馆研究员梁江考察了广东与西画传入中国几百年的情况和深远影响。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以“当代艺术是骗术”为题,认为“当代艺术”的骗局呈现为体制、金融、理论三足之鼎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当下艺术形态、艺术现象的看法。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在现代性的转换过程中,“入世”精神虽然成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对于个体心灵、精神的超越价值被彻底消解。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娱乐和消费为主导的大众化时代,中国艺术更需要倡扬“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根本旨意在于直面现实,追求人文关怀,关注与表达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他们的心灵和情感诉求,并提出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三重境界。苏州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沈爱凤提出,铸造中国艺术梦的关键在于回归民族精神,重新学习经典,认识亚洲和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以及关于当代艺术实践回归传统的可操作性等问题的思考。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李阳洪针对近年来频繁使用的“国家形象”一词展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美术形象是作为国家形象在文化维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国内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以美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所有与本国、本民族相关的艺术形象、人们的基本精神面貌、美术艺术水准、艺术形象所显现的价值观念等的综合印象、看法和态度的综合反映。在一定时期内,这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总体评价和认定。

本次会议不仅就以上宏观层面的文化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有意义的是,与会专家还对具体的美术门类、书画鉴定与书画研究、工笔与写意之辩、美术馆(博物馆)的收藏与研究等领域,也进行了具有学术价值的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邓福星,以中国花鸟画中的“梅花”题材作品为考察对象,深入阐述了画梅作品的人文意义,以及从吟咏到抒写的形成与演变。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舒士俊将研究视点落在中国山水画上,他通过自己对摄影图片的大量浏览、搜集和比较,探究了风景、山水和丘壑之间的演进关系。

工笔与写意

工笔与写意,不仅是中国绘画中极具特色的两种创作方法,发展至今,它们也成为涵盖了诸多问题和讨论的文化概念。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通过对全国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精致立场”的主题释义,阐释了“精致”的三层含义,并认为精致工笔的作品形态、创作方式及精神指向,形成了对于“粗鄙”全面批判的力量,更保持着人类文明中可贵的精美、从容和典雅。当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在迈开其影响世界的步伐时,它要用精致的力量去感化,用优雅的风度令人叹服。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史论研究室主任董波认为,工艺美术对“工匠精神”的推崇和“纯艺术”对“匠气”的贬斥均是无可厚非的。在西方传统中,苛刻的眼与听话的手造就了工艺美术,宽容的眼与自由的手造就了“纯艺术”。工艺美术就是应该推崇“匠”,而“纯艺术”就是应该贬斥“匠”,二者合在一起,才是美术的全貌。

《中国美术报》执行主编王平以顾生岳、宋忠元、徐启雄三位浙江工笔人物画家为例,论述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们对于浙江人物画坛具有的精神领袖意义。王平认为,当下工笔画发展蓬勃,人数众多,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重技轻道的现象甚为突出。没有精神追求的工笔画是没有生命力,行之不远的。当代工笔画家们需要有从当前创作的某些泥沼中突围出来,学习三位老工笔人物画家的精神,创造出具备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特质的优秀作品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阴澍雨认为,中国画中的“写意”本身就具备从技法到观念的不同含义,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是将技法与观念高度统一在一起的,当“写意”运用到其他领域时,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对于中国写意画家来说,需要从技法到观念的全面修养,拿出能经得起推敲的作品,而不是拿“写意”当作高帽子来戴,这样的“写意”才不是滥用。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认为,当前,艺术教育和艺术介入生活的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是比较娱乐化,要么是与生活的关系比较远。怎样推动公民美育运动,怎样使艺术帮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这是美术馆(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背景和初衷。博物馆、美术馆、剧场是继续学习的课堂,是城市的会客厅。我们只有用艺术教育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不是要培养所有的孩子当艺术家,而是培养后一代成为有文化、有感知的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徐里指出,面对今天日新月异、异彩纷呈的中国面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面对美术创作井喷式发展、美术思潮百舸争流的新态势,面对网络时代、创意时代和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真情拥抱时代、拥抱生活,贴近受众需求,及时发现和推介优秀美术作品,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关注的美术现象和思潮,准确客观地揭示当代美术发展规律,提高美术评论的引导力、公信力、战斗力。要加强对美术作品本体的研究,深入剖析作品的主题内容、题材体裁、风格样式、人物塑造、叙事手段等,不断提升美术评论的专业水准。不能盲目跟着市场走,防止片面化、功利化和小圈子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真诚友善、观点鲜明、敢于直言的良好风气,使美术评论既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又有鲜活的话语表达,努力开创美术评论新风。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发言(作者简介:孟繁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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