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件文物谈汉代人的熊崇拜现象

贾鹏   2018-10-09 10:02:29

图1:三熊足绿釉陶仓

图2:三熊足盘龙石砚

图3:绿釉陶熏炉

图4:蹲熊(局部)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笔者在整理馆藏的汉代文物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熊有关或加入熊元素的文物大量出现,现就几件典型器物分别予以介绍。

一、熊足类:“熊足”已经成为文物考古的专有名词,大量出现在汉代陶仓(图1)、陶樽、石砚(图2)上,这些器物常以三只蹲立状小熊为足,熊的形象憨态可掬,生动活泼,颇为写实。圆眼圆耳,口腔开膛较深,嘴部造型逼真。四肢健壮,两爪扶膝,显得十分乖巧。

绿釉陶熏炉(图3),通高25.7厘米,炉口径17厘米,底径14厘米,该器物为盘豆形器座,上为半球形盖,盖与器座为子母口相扣合,盖顶部蹲坐一只小熊,熊右掌置于口前,左肢自然下垂(图4)。

灰陶立熊插座(图5),高16.4厘米,熊做蹲立状,腚部及后肢着地,粗短尾贴伏于地,前肢两掌置于膝上,头偏一侧,双目圆睁,咧嘴龇牙,长舌伸出口外,造型生动逼真。

汉代文物中的熊不仅塑造材料和方法多样,而且其形象也各具情态,活灵活现。既有憨态可掬的小熊,又有凶悍威猛的老熊。那么,汉代人为什么如此热衷地表现这一题材?它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

以熊为图腾,源远流长。在遥远的历史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崇拜熊的强烈意识。从传说时代到汉代,关于熊的传说就未曾间断过。众所周知,黄帝氏族就是以熊作为图腾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所谓的号即其族属,说明熊是黄帝氏族最高图腾始祖神。《列子·黄帝篇》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先驱,(以)雕、鹖、鹰、鸢为旗帜。”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熊”同黄帝氏族的密切关系。

据说为战国时楚人所作的《山海经》中有关熊的记载多达12处,从中也可看出“熊”传说的古老和重要。《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可见熊能通神,能决定人间祸福。

《穆天子传》中就称:“春山,百兽所聚也。爰有豹熊罴,瑞兽也。”《诗经·小雅》中也有“吉梦维何,维熊维罴”之句,古人认为熊罴入梦,是生男孩的吉兆,“熊罴入梦”或称“熊梦”都为旧时恭贺生男孩的吉语。

《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的先祖为颛顼帝高阳氏,有熊氏黄帝之后。因此熊图腾在以黄帝为先祖的楚族人当中也有着很高地位,族群的图腾,往往成为族群首领的姓氏。楚王的名号,大多冠以“熊”字,荆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共46代君王,以熊为名的有29位,前后绵延千年。《左传》载有楚成王战败吃熊掌赴死的故事,与楚人同宗的夏人,也有祖先化熊的传说。可见楚人以熊为图腾,由来已久。

楚人崇熊同汉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文化传承问题,实际上,汉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今天提起汉文化,我们往往把它称为“楚汉文化”。汉文化同楚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水乳交融。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讲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仍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以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

既然汉承楚风,汉人崇熊也就理所当然了。汉初所推行的黄老思想体系,又进一步推动了汉人崇熊现象的发展。同时,因为熊是一种体重力大的动物,是力量的象征,汉代人将其塑造成一位负重能手,体现的是对熊所代表的“力”的崇拜。汉墓中大量出土的熊足类器物,就证明了这一点。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加之汉代人视死如视生,厚葬风气盛行,导致中国上古神话在这一时期高度繁荣,汉代人生活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飘散着神灵的迷雾。所以,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熊神话,大量出现在汉代器物中。

(作者简介:贾鹏 ,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助理馆员)

图5:灰陶立熊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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