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汝州张公巷窑

马新生   2018-08-09 10:02:41

中国瓷器的生产,到了宋代成就了一个高峰,而耸立在这高峰顶端的,便是那名闻天下的“汝瓷”。在五大名窑中,汝瓷以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的特点拔得头筹,成就了汝窑为魁的传奇。汝窑瓷器身上体现的是古代中国哲学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其工艺和美学的造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张公巷窑生产的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瓷片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花口碗,花口折腰圈足盘、花口折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口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壶盒和器盖等。其中的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则是清凉寺窑址没有出现的器形。

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的支钉痕呈现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痕分别为三、四、五、六枚。

张公巷窑出土瓷器制作精良,造型多样,烧造工艺复杂,其中相比显然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推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由此,专家推断,张公巷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

张公巷窑遗址的发掘,使大量珍贵的有价值的信息扑面而来,惊艳又迷茫,扑朔又迷离,然而许多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密码还是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匣钵说

在张公巷窑的遗址中,仅一个坑内就出土了匣钵1000多件,并且品种多样,制作精良。相比较同年代的其他窑口,张公巷窑的匣钵制作得非常精细、规整。而且每个匣钵的底部和边沿处都有碱土,它的作用是防止匣钵粘连,增加匣钵的使用次数。从瓷器的烧造工艺来讲,匣钵的使用次数越多,产品的成色越好,成本越低,并能防止产品落渣。其桶式匣钵底部往往有圆孔,这些圆孔起到缩小窑内温差和提高产品成品率的作用。而且大部分匣钵外壁都抹有一层耐火泥,这一点与清凉寺御用汝窑的工艺相同,遍查河南其他窑口不见有此类工艺。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匣钵所体现的官窑性质显露无遗。这些匣钵源自清凉寺御用窑。

二、素坯说

从张公巷窑出土有大量的素烧器残片后,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与清凉寺生产的汝瓷工艺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然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从出土的大量 素烧胎片看,这个特点符合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规定,平时产品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待宫廷的指令。素烧胎片还藏有一个信息,这些素烧残片被打碎得比较彻底,很少能看出原有器形,因此,有专家推断,可能是在金兵即将占领时,仓促间将这些待烧的素胎全部打碎就地掩埋,那么此窑无疑就是北宋南迁而停烧。

三、支钉说

张公巷窑遗址发掘出的青釉瓷器,既与清凉寺生产的瓷器相类似,但又有明显不同,其青釉瓷器造型更优雅规整,制作工艺更优良精制。其青釉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玻璃质感比清凉寺汝窑强,器物表面布满冰裂纹开片,较清凉寺窑的瓷器开片更细碎更显著。汝窑瓷器的香灰胎在这里没有发现,张公巷窑瓷器的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最为出色的亮点出现了,外裹足支钉烧的工艺与清凉寺汝窑如出一辙,而清凉寺支钉是呈芝麻形状。而张公巷窑工的烧制技术更为纯熟精良,支钉呈小米状,在清凉寺的基础上有再上层楼的感觉。可以想见,北宋汝窑的良家工匠们,在清凉寺烧制成了天下为魁的汝官窑瓷器后,来到了张公巷听命于宫廷的命令制作瓷器,他们的技术更加炉火纯青了。更加可贵的是,这种小米状的支钉在南宋官窑中又有出现。

四、瓷片堆埋说

在张公巷遗址发掘呈现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这批张公巷窑瓷器主要出土于20个灰坑中,其中每一个坑的瓷片都能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每个坑品种非常单一,往往只限于几个器形,应是一窑或者数窑的废弃品。这种有意识地集中挖坑掩埋残次品的做法,不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中心烧造区,而见于杭州老虎洞窑,被认为是官窑处理废弃品的方法。这与史料记载的官窑烧制极其困难,一窑很难出现宫廷要求的青釉,不合宫廷要求就砸碎就地掩埋的说法相一致。谁家烧造瓷器会如此精良还难达标准,如此不计工本废弃重烧,埋藏方式又如此有制式,不允许残器 流传出去,唯有官宦家独享的御窑有此大气派、大手笔,浪费奢侈可见一斑。

五、玛瑙入釉说

玛瑙入釉,是汝瓷独立于世,成为魁首最重要的一种工艺。玛瑙入釉,使得汝瓷有了如玉之美。专家总结说,汝官窑以天青釉色为主,在不同的光照和不同的角度观察,颜色含有不同的变化,平常体会,在明媚的光照下,颜色会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天雾散时澄清的蓝天上泛起的金色阳光。而在光线暗的地方,颜色又是青中偏蓝,犹如清澈的湖水。玛瑙入釉,使汝瓷的釉滋润而柔和,纯净如玉,抚之如绢,湿润古朴,素静典雅。玛瑙入釉,使汝瓷釉质肥厚,釉中有少量气泡,被古人称为“寥若晨星”。专家考证,张公巷窑瓷器与清凉寺汝窑一样,釉中也有玛瑙。郑州大学教授赵维娟在其论文中说:“通过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瓷片进行化学分析后发现,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我们知道玛瑙的重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是不是这两者相比较联系,可以大胆推断,张公巷的釉料含玛瑙比例还高于清凉寺窑,现代科技分析给了多么可贵的论证。”

张公巷窑犹如一个遗落在深山的瑰宝,顽强地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特点,展现自己的皇族风范,呈现自己的官家密码。其中的种种不同和相同,梳理和联系起了多少珍贵的信息,激起了国内外汝窑研究的新亮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公巷窑自身携带的基因密码上可溯源自清凉寺,下可绵延至南宋官窑。它神秘的身份引得各路专家引经据典,用自己那饱赏中国历史瓷器的慧眼,对张公巷窑的严谨考证,大胆推断。

被誉为中国陶瓷界泰斗的耿宝昌老先生,现为中国陶瓷学会的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说:“从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和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继承了晚唐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伊腾郁太郎,是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的古陶瓷专家,他说:“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了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 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的问题,通过看其造型、胎釉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能确定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上确定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形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宋徽宗皇帝的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有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的。”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说:“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的堆积方式不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产生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品位较高的窑口,还要进一步发掘。”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说:“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到了北宋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釉色 。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这种品种还没有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呼吁要下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赵维娟教授这样说:“我们通过对化学成分测试发现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瓷片相比,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接近, 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的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 ,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片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对于张公巷窑遗址的判定,各路高手有从文献资料中找答案的,有拿开挖出实物来佐证的,有对清凉寺对比再和南宋官窑对比说推断的,有用最新科研仪器测试对比出结果的。

在这么多的推论中,我们看到了更令人信服的推论和更精准的判断。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窑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专家和藏家的眼光又投向了这里。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张公巷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又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对张公巷窑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釉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当权威专家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 ,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1.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格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明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支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设窑烧制这类青瓷。3.宋徽宗祭神时已“器必金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仅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地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衰,偏离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元年(公元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同以往所见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了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器”——北宋官窑。

宋代经济和文化发达,但军事上却矮小。在政治开疆扩土上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只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词歌赋创作和制作精细器皿上,诗词里歌赋的婉约凄美,器皿的精细内敛,实质上是宋人无奈的内心写照和宣泄情感的好方式。

在张公巷窑遗址未发现时,已有该窑口流出的瓷器散见于世界各地。对此,有权威研究的孙新民先生曾撰文说,在汝州张公巷窑发现之初,已知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张公巷生产的瓷器标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釉瓷盘,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上海古玩鉴赏家叶叔重的捐赠,据说是在河南开封古玩市场购得。4件盘均残件,其中可复原的一件为六出花口盘,经与张公巷出土的青瓷盘对照,两者完全相同。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馆藏瓷器中,有两件器物的盖子出自张公巷窑,两件器盖均为窑隆顶,中央有象鼻细状握手,盖里凸起子口,里外施满天青釉,釉色天青中微泛水绿色,与张公巷出土器盖相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3件张公巷青瓷标本,据说是20世纪70年代从河南购得,在汝州张公巷窑发现之前,一般认为是汝窑瓷器,其中一件为青釉椭圆形圈足盘,原为残器已修复。该盘满施粉青色釉,唇口,盘心微凹,圈足微外卷,足内有匀称的三个支钉痕,支钉呈圆形小米粒状,露出白色胎体,与张公巷窑出土的同类器相似 。

在著名的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粉青釉花口碗,是1920年由亚历山大捐赠给该馆的,故取名“亚历山大碗”。该碗经修复后基本完整,口沿为六出花口,与之对应的外壁有六道凹进线,腹收较深,平直圈足,足跟着地面露胎。此碗早已引起英国学者的注意,曾于1993年撰文详述了大英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对此碗的研究情况,即用X射线能量分析仪的电子扫描显微镜检测后,其胎体成分明确表明它属 于中国北方窑器,与汝窑有着相同的工艺和成分物性,但器形又与汝窑器不同,最后推断说:从它的器形以及无支钉烧造工艺方面看,它和公元1127年朝廷南迁后中国南方烧制的官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或者还可能是直接原型。这样似乎就有一些可能,这种亚历山大碗也许产于河南其他什么地方,大概是在北宋末年,也可能是公元1111年到公元1125年间的开封地,而且更可能是一个北宋官窑。这个见解早在 1993年提出实在是难能可贵。2002年5月,河南考古专家孙新民应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之邀赴英访问,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了这件亚历山大碗。该碗与汝州张公巷窑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无论是胎质胎色、器表开片,还是六出花口对应的外壁凹进线和内壁凸出如筋状,以及平直圈足的制作工艺等,两者完全相同,只是亚历山大碗的釉色呈灰青色,釉面玉质感更强,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亚历山大碗是 张公巷窑生产的。

在2016年佳士得香港公司春季拍卖中,第3119号拍品是一件标明北宋汝州张公巷青瓷长方盘,其来源是述郑斋珍藏,20世纪90年代晚期购自日本藏家。此盘做工精细,造型规整,釉面匀净,釉呈豆青色,从造型和胎釉特征看,此长方盘应为北宋末至金代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器物,亦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张公巷窑青瓷长方委角折沿盘,而且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北宋年间汝州为著名的青瓷产地 ,窑场包括张公巷窑、东沟窑和清凉寺窑等。对于张公巷窑的烧造年代,学术界看法不一,并往往与清凉寺窑产品做比较。清凉寺窑的中心烧造区即传世汝窑瓷器的产地,而张公巷窑与清凉寺地理位置 只相距大约20公里。从实物资料看,两窑产品从釉色到器形,均有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目前部分学者认为张公巷窑青瓷,与南宋修内司官窑器在造型和烧造工艺上均受到清凉寺窑的影响,由此推断三者烧造时间的先后次序为汝窑、张公巷窑,再到南宋官窑。并从中推断张公巷窑即北宋官窑。由于在清凉寺汝窑也发现了与本拍品造型相同,烧成后大小基本一致的素烧器,因此,这件拍品堪称研究汝窑与张公巷窑关系的珍贵研究资料,极具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及美学价值。

再说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此碗原为英国银行家及艺术收藏家威廉·克莱尔利·亚历山大之旧藏,由其后人赠予大英博物馆,张公巷窑址未发掘前,馆方认为此碗为汝窑系作品。 著名瓷器研究专家,曾任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管的康蕊君撰文讨论此碗,文中提到其胎釉及工艺,此碗无疑为宋瓷中佼佼者,釉色青绿略灰,入手滑腻,开片犹如冰裂。此文发表时张公巷窑尚未被发掘,但康氏却已于文中推论亚历山大碗作为北宋官窑制品的可能性。

张公巷是否即为北宋官窑至今尚无定论,但其细腻的胎质、晶莹剔透的釉光和精致的装烧工艺,无不展现了其优异甚至某些方面超越汝窑的品质。宋人对美的不懈追求由此可见,而且对美的体会更体现了一种超越年代地缘的永恒价值,一件艺术品的最高成就莫过于此。

张公巷窑出土了这么多瑰丽的青瓷制品,令当今学者赞叹无比,有人看到了唐代秘色瓷花口碗的风格,有人感觉它有南宋官窑的影子,更可贵的是它是由清凉寺窑的匣钵烧制的。借用故宫博物院汝窑展对汝窑的属性最官方的说法,对于汝窑的属性,陶瓷界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汝窑就是北宋时期专门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官窑,即北宋官窑。其性质与南京修内司和郊坛下官窑一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南宋人明确记载“汝窑宫中焚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认为其性质与官窑相似,均在烧造民用瓷基础上,因产品精良而被朝廷选中奉命烧造御用瓷器。

综合上述观点,近年有学者提出汝窑的属性可按其发展阶段来划分,即初期为贡窑,北宋末年为官窑;也有学者认为应将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地方官窑和中央官窑。

围绕着官窑论辩的林林总总,执着于探寻的专家学者,归纳和梳理出了官窑的几大要素。其核心便是,官窑的设立是由朝廷皇室直接投资和控制,专门为皇帝生产宫廷用瓷的瓷窑。其生产的制式、 款式、造型皆由宫廷制定,其所用的工匠为当朝一流的能工巧匠,采用最优质的原料,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不惜工本进行生产。因此官窑产品也往往代表了当朝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官窑生产的瓷器只可供皇家使用,不允许买卖流通,严禁民间使用。官窑的产品烧成后,只有少量十分精良的瓷器才能进入宫中,其余则被打碎掩埋。也正因为当年官窑的生产绝对保密,又拒绝市场流通,即使那些地位显要的文人也无权知道生产机密。于是,造成了官窑产品很难见到,正史文献记载甚少,民间文献记载更是语焉不详的局面,也给当今官窑瓷器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惑。

那么,张公巷窑是不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呢?北宋官窑应该有什么样的要素呢?首先,它的年代应该在北宋,利用热释光测年法,专家们认为清凉寺和张公巷瓷器的生产年代均为北宋后期,张公巷晚于清凉寺约30年。这项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于“2015年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上,这个研讨会是近年级别最高,学术发布也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外研究汝窑瓷器的专家悉数出席,严肃而权威。

张公巷窑生产的瓷器品质如何呢?凡有幸接触到张公巷窑瓷器的藏家和专家,无不被其优良的品质折服,称其为宋瓷中的佼佼者。也只有官窑才能生产出这样品质的瓷器。

让我们还原下张公巷窑的生产工艺,为了满足北宋皇室对瓷器的需要,朝廷便出资在张公巷设立了新的窑口,烧制皇帝专用的瓷器,并规定了样式品类。就近从清凉寺烧御窑的窑口调来了最好的窑工。这些一流的能工巧匠,携带着涂有耐火泥的匣钵和澄泥制作的模范,开启了在张公巷窑烧制官窑瓷器的工作。他们仍然沿用清凉寺的工艺,素烧成型,满釉支烧,马蹄形的窑炉,柴火作燃料。如此用心,工艺如此高超,使得张公巷窑生产的瓷器,某些品质比清凉寺更高超。如支钉更细小,模范而成的器形更规整,釉面更具玉质感。连那些烧制不合格的瓷器,也被打碎就地掩埋,严格遵守了官窑对瓷器残次品的处理方式。连那些看到张公巷窑址的专家都惊叹,张公巷窑址具有王者气派。只有北宋年间生产的官窑才当得起那句不朽的名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作者简介:马新生,河南青瓷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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