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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屈梦夏   2018-08-09 10:02:40

元 青釉碗耀州窑

《元丰九域志》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宋史·地理志》载:“耀州……崇宁户一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

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一大批耀州青瓷,发现“熙宁”“大观”“政和”楷书刻款。金 钧盘定窑

陆游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陆游生于公元1125年,公元1158年(时年33岁)入闽任宁德县主簿,公元1163年孝宗赐进士出身,公元1190年返乡山阴。公元1210年逝世,享年85岁。陆游讲“故都时”,也是道听途说而来,因靖康二年时他仅2岁。讲的是某一时段的短暂现象是可能的,从长期的角度看,这不符合事实。

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官”窑款定窑盘11只,碗15只。此陵为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建。

《宋史·职官志》载:“……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药,掌合剂疹候之事……”

此两类定窑器皿的瓷片出土甚多,整器亦有存世。

宋代邵伯温在《闻见录》载:“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邵伯温(公元1056年~1134年)生于仁宗朝至和三年,逝于绍兴四年。在北宋朝生活了71年,乃是本朝人写本朝事,可信度较高。

《吴越备史》载:“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此时钱弘淑以纳土归宋(公元978年)。吴越国本是越窑与秘色瓷的产地,但钱王特地绕道跑到曲阳定购定窑并饰上“金装”进贡宋廷,可见定窑在宋廷还是大受欢迎的。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清楚地得出定器是“入禁中”的,所谓“芒口”之说也是立不住的。明 景德镇青花笔掭景德镇

《宋会要辑稿》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公元1104年)置。”

现存景德镇市图书馆的婺源《嵩峡齐氏宗谱》载:“护公(指齐宗蠖)字咸英,生于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戊戌八月塑旦辰时。世居德兴体泉。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丙子,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乙酉八月十五,因部御器经婺源下槎,土名金村段,行从误毁御器。护叹曰:‘余奉命,愿死,从者何辜,即吞器亡……’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乙丑三月初七日,诏封新安元帅掣麾侯。”

此文非常感人,一位忠于职守,勇于承担的下级官吏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敬佩。

文中言“九载无失”,即从公元1036年起到公元1045年,为北宋朝廷一直在运送日常用瓷,进一步印证了前边文献所评之正确性。“以《春秋》,明经”指的是护公通晓《春秋》,由浙江推举而入仕。此制度于宋神宗朝废。

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法党的代表性人物。在《东坡志林》写道:“近者余安道孙献策榷饶州陶器,自监榷,得提举,死焉。偶读《太平广记》,贞元五年(公元798年),李白子伯禽为嘉兴乍浦下场榷盐官,侮慢庙神以死,以此知不孝子代不乏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八月甲寅,饶州景德镇置瓷窑博易务,从宣义郎都提举市易司勾当公事余尧臣请也。”

“瓷窑博易务”是一对瓷窑事务管理的机构,包括税收,及其经营瓷制品。是王安石变法“市易法”的一部分。苏东坡等人认为“市易法”是与民争利,挟官府为兼并,比囤积居奇的商人还坏。故对余尧臣工作方且就绪,便勤官而死幸灾乐祸。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景德镇瓷的成品产量是比较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是一典型的商品瓷,也是生产全国日常生活用瓷的主要产地。所贡的“御器”亦是皇家的日常生活用瓷。宋 建窑水盂

建窑

建盏的品种器形虽比较单一,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却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

北宋中期,蔡襄撰《茶录》(著于公元1049年~1053年)进献仁宗,力赞建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适有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北宋晚期徽宗著《大观茶论》载:“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香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

建盏款识中多见“供御”“进盏”铭文。亦有“雍熙(公元985年~987年)”“至道(公元995年~997年)”年款者。

日本收藏的曜变碗、油滴碗,不但被日本人奉为国宝,也被全世界陶瓷界视为至高无上之尊品。

宋朝的宫廷日用瓷(即“燕器”)主要由各地进贡而来并不专门制造,与明清两朝的情况有所不同。蔡毅先生曾就此问题有精彩的论述:“文思院是宋代官营手工规模最为庞大的生产机构,其内部分工达3000余作。所制作的物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供宫廷日常使用的普通消费品,二是高贵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好品。然而,在这庞大的机构内并不包括瓷器的制作。”“……通过以上的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当中,唯独缺少被后人誉为名贵国宝的陶瓷手工业作坊。这说明,汝窑瓷器(笔者注:包括其他窑口日用瓷器)在宋朝只是一般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器皿,是不能与金、银、玉器相提并论,也不能与竹、木、牙、角等相媲美,冶铜、织染等工艺亦在其上。乃至宫廷生活使用的钉子也有专门的生产机构,这就是北宋时期手工业的生产形制。”

笔者以为对于宋朝廷的日用陶瓷情况,蔡毅先生的这个论断是符合史实的。

北宋一朝自公元960年建国至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礼器用瓷应为越窑进贡的秘色瓷器,日用陶瓷为各地进贡的普通陶瓷制品。政和六年后宋朝廷用的礼器用瓷为“礼制局”烧造的“新成礼器”中的瓷质礼器,日用陶瓷仍为各地进贡的普通陶瓷,并无专门烧造。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

(作者简介:舒晓明,男,满族,1951年2月生,祖籍北京,内蒙古正红旗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舒庆春)侄孙。现任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专家。北京市价格认证中心专家,内蒙古价格认证中心专家。历任教师、编辑。1968年赴内蒙插队。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秘书专业毕业。长期从事文物艺术品价格认定工作。多次参与国家重大案件的价格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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