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廷用瓷常态考问

编辑|屈梦夏   2018-08-09 10:02:40

求证三

法门寺的地宫门是公元874年封闭的,瓷质礼器的历史从公元860年算起(应再前推一些)至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已达256年之久。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瓷质礼器逐步发展,从简单走向完整,从随意走向定制,从摸索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秘色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秘色瓷”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研究的热点话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碧绿的釉色,精美的做工,神秘之色,珍稀的品种,与皇家有密切关系等。

有一个定义尤为奇特,类似绕口令:“秘色瓷之称谓是具有文学造诣和古文字功底的唐代文人综合高级越窑青瓷的釉色和功能赋予它的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称谓。”

以上结论令人感觉似是而非,沾点边,未切中要害。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唐陆龟蒙集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上文出自《侯鲭录》,作者赵令畤。赵氏生于公元1051年,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玄孙。今河北蓟县人。哲宗元祐时,签书颖州公事,后任洪州观察使,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赵氏卒于公元1134年(绍兴八年),享年83岁。北宋靖康二年,其已76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七朝。50岁时进入徽宗朝。关于“秘色瓷”的论述,其后有许多人讲过,大同小异,但此“版本”以赵令畤之为最早者。

此则史料中最重要的是其中两句:“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今人普遍理解成:钱王为了讨好宋国,不许自己的臣子庶民使用精美的越窑青瓷,全都供奉给宋朝廷。

近些年,世界各地出水出土了许多越窑瓷器,事实证明,公元920年至公元1000年正是越窑瓷器出口的最盛期。而吴越国在公元907年建国,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共72年,大部分时间处在瓷器出口的鼎盛期。

最有代表性的为“井里汶”沉船。此沉船发现于印尼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100海里处,54米深的水下。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印尼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并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出水遗物达49万件,其中越窑青瓷在30万件以上。其中有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写有“戊辰徐记烧”划刻名款,“戊辰”为公元968年(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考古材料证明)。沉船出水的瓷器有几件刻画龙纹的大盘,与目前北宋陵区发掘的唯一的陵墓——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一件龙纹大盘几乎完全相同。沉船出水的牙盘与李后陵中出土的也十分相似。在出水的其他越窑青瓷器物中,已知装饰技法的应有尽有,还有许多今人不知的装饰纹样及器形。

沉船事实说明:在吴越王“有国”期间,仅仅一只沉船的瓷器,从数量上已超过了吴越国王贡奉给宋朝廷的数量总和,质量上亦超过了“贡”瓷水平。吴越王不许属下用越器之说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情况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物账碑》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

这13件瓷器是目前世上唯一地宫出土,且有明确《衣物账》记载的确凿无疑的秘色瓷。

目前馆藏与私藏的越窑青瓷尽管有年款(从晚唐至北宋,数量不少),但并无“瓷秘色”的明确指示,均是今人以这13件(注意,不是14件)为参考物而得出的结论。这两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一是唐人认定的秘色瓷,一是今人认定的秘色瓷。

元 月白釉双耳罐

金 倒流壶在这13件秘色瓷中,最突出的应是两口“银棱”碗,工艺最复杂,存世量极其稀少,史上地位显赫;但其釉色是黄色的。也就是说,唐人认为“秘色瓷”包括黄色,“碧色”并不是“秘色”的唯一釉色。今人对此是皱眉摇头的,认为是“烧造不足,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分歧是巨大的。

于是,今人悄悄地进行修正:弱化这两只碗,而把八棱瓶推到了最前沿,认为这八棱瓶才是秘色瓷中最精彩的、最高水平的、最典型的……可天公不作美的是《衣物账》并没有记载这件“最”瓶,而是出现在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槛上。严格讲,由于《衣物账》上没有记载,是不能将13件改成14件的,尽管笔者也认为此瓶是“最好”的。

“秘色”不等于碧色,这是唐人明确告诉今人的,那么“秘色”到底是指什么呢?

吴越国是钱镠在公元907年所建,公元978年钱弘纳土归宋,立国72年。赵氏出生时越国已归宋73年,假设《侯鲭录》写于作者50岁时,距“钱氏有国”时已过123年,赵令畤《侯鲭录》中此段文字,一定是讲在政和四年之前,因为此时“新成礼器”瓷质部分已烧出,“秘色瓷”已被取代,公元1114年为政和四年,此时赵令畤已63岁。赵氏40岁时是公元1091年(哲宗朝元祐六年),50岁时为公元1101年(徽宗朝建中靖国元年),60岁时已是公元1111年(徽宗朝政和元年)。因为证明不了《侯鲭录》的出版时间,只好假设此书的完成之时为赵令畤50岁时所著。

古文是文不加点的,标点皆后人所为,笔者以为“越州烧进”后应加“逗号”为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这样与原文原义无丝毫改变之意,只不过清楚些罢了。

辽 白釉绿斑钵关键在于“为供奉之物”句的理解上,笔者以为现在流行的解释是最初的误解加上众人的人云亦云。

“供”有一层意思为祭祀用的东西。“供奉”为祭祀神佛、祖先之意;也指摆设供品。而“贡”之意为献东西给上级,古代臣下或属国把物品进献给帝王,“贡奉”亦是此意。向朝廷或上级贡献物资。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不同的。

在现有掌握的史料中,笔者查到越窑瓷器进到中原宋政权时共使用了11次“贡”字。唯有一次用“供奉”,但文中又改回“贡奉”用词。《吴越备史》入贡金银饰陶器,“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前边用的是“供奉”,后马上改成“入贡”,所载之册称为《贡奉录》。其前“供奉”显然是笔误。

在此处,“供奉”指的是宋朝廷祭祀神佛、祭祀自己的祖先之意。吴越与宋朝是属国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佛,或是祖先的关系。

“不得臣庶用之”,这里讲的是不许宋国的臣庶用之,而不是越国的臣庶。因为近代大量出土的越窑瓷器表明越国的臣庶都在用,而且世界上许多地区出土了精美的越窑器皿。证明大家都在用,辽国更是大量出土精美越器。

辽 板耳尊“臣庶不得用”,那么谁用?自然是皇上。皇上拿来干什么用?自然供奉天地用。因为皇上是天子,用陶瓷质礼器供奉天地是他的特权。大臣、庶民用瓷质礼器来祭天地是一种谋反的大逆不道之罪。这种做法在政和六年成为定制,但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内已成为宋国上下通行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在其他国家(辽国、金国、越南、西夏)是没有的。这是一种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国家——宋国自神宗开始的独特现象。

此段文字用白话文应这样表述:(建中靖国元年)今天这秘色瓷器呀,坊间流传说是钱氏未纳土归宋前为吴越国王时,越州烧造而来的。在我宋国呢?是朝廷供奉神佛、祖先之祭器,大臣与庶民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叫“秘色”。待看到唐陆龟蒙集《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后,方知“秘色瓷器”在唐代已有,并非自钱氏才有的。

越窑“秘色瓷”集中反映了北宋政和以前至唐晚期的宫廷用祭器的使用情况。其特点是一种宫廷的“约定俗成”,包括五代各国统治者及辽、高丽等国,未形成定制,祭器的使用对象、数字和场合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瓷器的使用自古便有“祭器”与“燕器”的区别。《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战国时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言:“抟埴之工,陶旊。”又陶人为甗、盆、甑、鬲、庾。旊人为簋豆。

《陶说》云:“周制,陶旊分职,陶人所掌皆炊器,惟庾量名,旊人所掌皆礼器。其制度必有精细不同,后世分窑,分作因之。”

古人将所有经过人类加工的器具,统称之为“器”,包括陶瓷质、金属质、石质和竹牙角质。“器”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人类自己用的,称之为“燕器”。一类是人类供奉神明、祖先的,称之为“祭器”“礼器”“坛器”。再一类为“明器”,也称“冥器”,是古人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

这种以器物的社会功能为出发点的分类方法已成了古人的思维习惯,进而成为一种原则。

从唐代中晚期到政和六年前,“秘色瓷”扮演了“祭器”“礼器”的主要角色,当然,“秘色瓷”具有礼器制度初期的特点:随意性强,未形成完整的制度。

“秘色瓷”讲的是此类瓷器的功能,而不是颜色。

“秘色瓷”的定义是: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礼器部分。

唐英言道:“事有至微且末,而储为国用,利于民生者,陶之为器是也。”

北宋的陶瓷质“燕器”(日用陶瓷制品)贵吗?是无论贵贱均可消费的日常用具,还是藏之密室的奇珍异宝呢?

北宋早期的陶瓷制品由于战争的破坏,略显缺乏,价格稍高些,在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人人都在使用的普通物品了。宫廷日用瓷与这个趋势是相符的,大体如是。

《宋会要辑稿》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

明州即今宁波市,越州范围大,唐时为江东道节度使驻地辖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现为绍兴市,饶州为今景德镇,定州为今曲阳县,青州为山东益都县。

“建隆坊”,是一地名,并不是皇家建的瓷器库名。“坊”制是唐以前就存在的一种城市建筑形式,类似于“城中城”,各有各的围墙,自成天地。北宋的“坊制”早已名存实亡,围墙拆除,仅剩下地名而已。

宋朝廷珍宝藏放地叫“奉辰库”。“奉辰库者,祖宗之珍藏也。”“奉辰库,掌珍宝金钱以供禁廷消费。”

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不及一釐,特与除;破二釐,免决勒陪却给破者;三釐,笞四十;四釐,笞五十;五釐,杖六十;六釐,杖七十;七釐已上,不计多少杖八十。”

一厘者,百分之一也。损坏百分之二最有趣,让你赔偿,坏瓷归你。以上情况说明在宋早期物资是匮乏的。管理也较严格。

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九月诏:“瓷器库除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转易之用。”

仅仅过了17年,陶瓷制品的供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除朝廷自己用,尚有富余出售。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诏:“并瓷器库入杂物库管勾。”

“管勾”为管理之意,至于“杂物库”,无须解释,从古到今意思没变过。

以上三则史料跨度达80年。在这期间,官廷日用陶瓷的供应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在公元1007年时已经有富余瓷制品出售给民间了。公元1070年,陶瓷制品的身价已与“杂物”等同了,是一种极其平常的一般大众消费物品。

据有关统计,宋代1文铜钱约合0.3元人民币,宰相年薪为108万,县令年薪为5.4万。

《水浒》中牛二对杨志说:“什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也切得豆腐。”三十文合今日9元人民币。鲁智深定制了一根60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均为十分好铁,只用5两银子,合五贯钱,1500元人民币,按说不算贵。

宋三百年中,劳动力的价格大体稳定在每日70~100文。《夷坚志支癸》记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贩每日收入200文。南宋《三朝北盟会编》提到工匠日支钱50文,米2升半(共约80文)。

宋代瓷器的价格比较低廉,普通人家完全消费得起。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定窑白釉刻画双蝶纹盘,底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五月二十二日……钱三拾足百” 。

福建建瓯迪口镇墓出土酱褐釉瓜棱罐内里书“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上……三十文” 。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白瓷执壶底部墨书“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二月二十九日买,七十文秦家” 。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虎形枕底墨书“壬庚正月(公元1182年)十三日置到枕子价□三十一文足” 。

河北巨鹿古城遗址出土铁红色釉盒“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八月十九日买□五十□。”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三彩印花长方枕,“承安(公元1200年)五年五月三十日买价□一十八□足”。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白地墨花水禽图椭圆形枕“胡大嫂价钱四十□谨记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元月十九日置……”

上述博物馆馆藏品均为较好产品,一般碗盘要更便宜些。由此可知,陶瓷制品是一大众消费的极普通生活用品。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徽宗曰:‘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阁中,饮食皆陶器而已。’”

《九朝备要》载:“上尝出玉须,玉巵,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尔。’”

陶瓷器仅仅是“而已”,而玉制品却“深惧人言”“恐以为太华”。此番话语发生在徽宗登基不久的崇宁初年(公元1103年)前后。这充分说明当时“贵金玉”“贱陶瓷”的实际情况。

有人讲“宋朝历代帝王对于陶瓷艺术的热爱是空前的”,这是一派毫无根据的凭空揣测。

据史料记载,太宗喜欢金腰带,真宗喜欢玉腰带,哲宗喜欢造龙舟。至于徽宗,“朕政事之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时下常有文提到《大观茶论》中关于建盏的描述作为徽宗喜欢陶瓷的证据,这其实很牵强。《大观茶论》对于茶筅,茶碾等均有过精彩的论述。这只能证明徽宗是位茶道大师,喜欢饮茶,推崇饮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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