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礼器材质考

编辑|屈梦夏   2018-08-09 10:02:39

求证二

新成礼器到底包括几种材质?其中有没有瓷质礼器?瓷质礼器在北宋的祭典活动中占据什么地位?

答案非常重要,可以像一把利剑,一剑封喉,置北宋官窑于死地;也可以像一座稳固的桥梁,将北宋官窑送达成功的彼岸,抖落身上的尘埃,露出它高贵的真颜。

杜正贤、周少华先生著《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讲:“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仓皇南渡……朝廷若再行祭典活动……都不可能像北宋时大置新铸铜礼器……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日常生活和祭典中并非主要的器具……”

秦大树教授《老虎洞官窑性质刍议》写道:“……不过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宣和年间颁行《宣和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铜制作。”“绍兴十六年以后,宋朝开始将相当数量的陶瓷礼器改用铜器替代。”

以上均为国内瓷学界的知名人物,他们这样一讲,“新成礼器铜质论”便成为“盖棺论定”了。

那么三位先生得出“新成礼器”铜质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杜、周二先生文中没有讲,秦先生《老虎洞官窑性质刍议》文中引用了三条史料证明自己的观点。

1.《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罍爵坫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二百余件,竹木一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觔。若更制造准备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镕,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

2.这一变化实际在绍兴十六年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六记载,淳熙五年衡国公史浩请建家庙,请皇帝赐祭器,御批下文思院制造。而文思院提辖熊克反映朝廷批给文思院的上好铜料不足,乞用七分净铜,云云。表明这时主要的祭器应是铜制的。

3.《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记:“(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飨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柶杓尊俎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惟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釐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以行旧制。”

笔者认为,仅凭以上三条史料便得出的“新成礼器铜质论”的结论是错误的。

新成礼器包括两个部分:陶瓷质礼器与铜质礼器。不同材质礼器对应的对象是不同的。祭祀对象分为两大系列:天地系列与祖宗系列。祭祀天地系列的礼器为陶瓷质,祭祀祖宗系列的礼器为铜质。此项规矩在政和六年成为定制。

绍兴十六年后,宋朝廷并没有将相当数量的礼器改用铜器替代,而是遵循“政和六年旧制”祭天地用瓷质礼器,祭祖宗用铜质礼器,臣僚家庙给赐也是铜质礼器。在南宋中后期,臣僚家庙给赐有变化。

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日常生活和祭祀中是主要器具。

三位先生得出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郊”“庙”不分,以“庙”代“郊”,以“臣僚家庙”代“郊”的错误理解。

“郊”“庙”“家庙”讲的是四件不可混淆的事。“郊”是“郊祀”的简称,指的是皇帝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庙”是“庙祀”的简称,指的是皇帝祭祀先人祖宗。“家庙”是“臣僚家庙”的简称,指的是臣僚祭祀自己的先人祖宗。

元 侈口罐

宋 凤首壶为什么这四者一定要分清呢?因为从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起,不同的对象用的礼器是截然不同的材质。皇帝祭天地用的是瓷质礼器,皇帝与臣僚祭祖宗用的均为铜质礼器,只不过数目上有区别。混淆这四者的区别,就会张冠李戴造成严重误判。

“合祭”也称“南郊合祭”“大礼”。三年一次,为宋王朝诸多祭祀仪式中级别最高、最为重视、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地点在南郊圜丘,日子在冬至日。祭祀对象为天地祖宗两大系列中的代表性神、人,共七百七十一位。天地系列神位前用的陶瓷质礼器,祖宗系列神位前用的铜质礼器。

秦大树先生引用的第一条的时间为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绍兴合约的签订日为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合约仅仅开始十七个月。绍兴合约的主要内容有三项:

1.割地。

2.金封宋康王赵构为宋国皇帝(金是君,宋为臣)。

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绍兴十二年起,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战争虽然结束了,赵构也当上了皇帝,但此时的南宋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窘困至极。

“勘会国朝祖宗故事”开宗明义,讲的祭祖宗。

“勘”为复看核定,仔细查实之意;“会”为聚合领会之意;“国”为宋国朝廷;“朝”为“参拜”,实为祭祀之意。全句意为:综合考察一下我国朝廷过去祭祀祖宗的事例,遇到大礼(一般指三年一次的天地祖宗合祭),那时(指政和新礼之前)所用的祭器都是依照聂崇义《三礼图》样式,用竹木制造的。到了宣和年,颁布《博古图》改成了新成礼器,祭祖宗的礼器,内簋觚尊罍爵坫豆盂洗用铜质铸造,其余用竹木;现在假如按照《博古图》式样质地来制造的话,铜器约需九千二百余件,竹木器一千余件。铜需要三万余觔(觔为斤之意,南宋一斤为625克)。假如再准备备用祭器,确实是工程浩大难以完成,造不出来。是否能够考虑还像上次(指绍兴十年次)那样,圆坛上正配四位(指天、地、太祖、太宗四位)全用陶瓷,再加上这一次准备的按《博古图》制造的爵坫,不知可否?陶器下平江府烧造,铜爵坫令建康府铸镕,竹木祭器下临安府制造。

元 玉壶春

唐 青釉龙枕此条史料通篇讲的是“合祭”“大礼”中的祖宗系列铜质礼器的制造问题,并未涉及仪式中天地系列瓷质礼器,与“新成礼器皆为铜质”并无半点干系。秦先生将“勘会国朝祖宗故事”理解成“勘会国朝天地祖宗故事”了,虽只添两字,但与原义差之千里。

此条史料提供了两条宝贵的信息:

1.政和六年新礼之前,祭祖宗礼器多为竹木质。

2.政和六年新成礼器中的祭祖宗铜质礼器数量为九千二百余件(不包括备用器)。

秦先生所引第二、三条史料皆出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这个章节讲的主要内容开篇就有个明确的指示,即关于“臣士庶家庙”范围的宋历代讨论文章、奏折和皇帝诏批等。指的就是有品级的臣子、读书人和一般百姓对于祖宗祭祀应遵循的规定、标准等。宋时士泛指读书人,魏晋指九品以上的官员与皇家祭天地祖先并无干系,此章节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臣士庶家庙的数字即祭祖世数(上祭几代)做出明确规定。二是臣僚家庙的给赐制度。第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比较顺利,第二个问题则歧见颇多。

大观二年,徽宗诏:“礼以祭为重。先王制礼,自士以上皆有庙享其祖考,以尽奉先报本之义。今稽古制法,明伦原俗,庙制亦当如古。”经过讨论后,徽宗决定:“可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

唐 黑釉碗节度使为武将最高军阶,也就是省军级以上可以建五庙,往上祭五世;升朝官指的是可以上朝面君的官员,一般为五品以上,可以建三庙,祭三世祖。其余的皆建两庙,祭到二世(祭祖父)就可以了。皇家此时已是九庙,即上祭到九世祖了。

此制度在政和六年以前的北宋时代,唐以前至三代均无。为徽宗首创政和新礼的组成部分。

“臣僚家庙给赐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始于徽宗朝政和六年,终于南宋,施行达150年之久。这是当朝天子对于高级官员的一种特殊奖励手段,并不是达到一定品级就可以享受,而是皇上认为某位大臣做出过重大贡献,建有奇功伟业者才可以得到的待遇、殊荣。具体内容有两项:一是赐建家庙,二是赐予与皇家一模一样的由皇家制造的铜质礼器,只是数量上比皇家要少。得到此待遇者,当然得意扬扬,到了祭祖之日,摆上满堂的与皇家一样的铜质礼器,自是光宗耀祖,八面威风;而没有得到者,则心怀不悦,只能用些“燕器”(指一般日用的瓶、盏、盘、盂之类)当作礼器,显得寒酸,没有面子,自尊心受到损伤。

唐 魂瓶北宋徽宗朝受“臣僚家庙给赐”者有蔡京、郑居中、邓洵、余深、侯蒙、童贯等。

南宋一朝享受给赐者为秦桧、王渊、吴益、杨存中、虞允文、史浩、韩侂冑、贾似道等。

史浩,浙江宁波人,官居正一品,两度入相,南宋重要政治家。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孝宗诏曰:“史浩家庙,祭器,并如杨存中之制。”转年淳熙六年正月六日,负责制作祭器的文思院提辖熊克上了道札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在史浩家庙铜质礼器制作出了铜料质次的问题,而是在韩世忠家庙礼器制作时发现的。韩世忠家庙给赐在先,于淳熙五年七月三十日已获孝宗批准。

淳熙六年正月六日,工部言:“将作监申,文思院提辖熊克等札子:‘契勘本院见承指挥铸造故韩世忠家庙祭器,数目浩瀚,申乞施行,今具下项:一、契勘本院即无样制及合用花版,今欲乞行下太常寺权借合造祭器各一件,并所用花版赴院使用。一、契勘祭器系是捏蜡花纹入细造作,全藉十分净铜应副使用。本院虽有铸钱司于处州等处,依年例发到铜,止可铸造官司印记、常程生活,难以铸造花纹。兼近于今年内将发到铜当官再行烹炼,得止系七分净铜。今来铸造祭器,欲将已烹炼到七分净铜数目,及前后铸造祭器纽折分数,准折支破,烹炼使用,庶几造作精致。一、契勘全藉手高捏蜡铸金騄写、镌钑磨等匠人赴此造作。今缘禁止铜器,街市即无匠人。虽有会解之人,往往多系官司等处拘占身役,难以和雇。今欲乞从本院指名踏逐会解手高上匠,时暂差借赴院造作’。诏依。”

文思院提辖熊克是这样讲的:本院接到制造韩世忠家庙祭器的命令之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觉数量太大,有些困难特向上级反映:一是本院没有祭器造样及花板式样(此处之花板应指祖宗牌位上之雕刻,《辍耕录》载:“詹成实造鸟笼雕刻精巧,四面花板”),请太常寺借给祭器及花板实物,本院参照制作。二是祭器上的花纹全为精工细作,得用十分净铜,方可制出效果。本院属各处州铸钱司所每年得到的铜料只能造些印记等一般铜活,难以铸造花纹。近年所发的铜料不精,杂质较多,重新冶炼后,十斤粗铜只得七斤净铜。现在铸造祭器只能用精炼后的净铜,希望上司考虑到这些损耗加大拨铜数量,否则难以制作精致。三是制作铜质祭器要由专门技术人员来制作,涉及制模、刻字、打磨等多种工序。现因禁止使用铜器,街市上根本雇不到匠人。一些行家里手现多被官府衙门控制拘押,无法雇用。希望本院点名的工匠能暂借到本院工作。

越窑隋代 角罐

唐 子母狮需要更正指出的是:熊提辖并没有“乞用七分净铜”,而是“兼近于今年内将发到铜当官再行烹炼,得止系七分净铜”,说的是今年发到铜料烹炼后,只出七成净铜。十斤铜料出七斤净铜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表明这时主要的祭器应是铜制”的结论,得出此结论者,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最贴切的结论是:南宋“臣僚家庙给赐”的礼器是铜制的。并不涉及皇家祭天地、祖宗的礼器及其材质问题。

第三条史料同样出自《宋会要辑稿》礼一二,臣士庶家庙章节。此段史料发生在孝宗朝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与太常寺召开会议。“奉诏令礼官将历代及本朝赐臣僚家庙祭器等制度,格式讨论,申尚书省。”

根据皇上的指示,礼官们讨论历代及本朝赐臣僚家庙祭器的制度与格式,并上报尚书省。

此段文可分成两层意思,第一层开头“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飨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柶、杓、尊、俎、爵、坫、篚、洗等并以竹木为之,惟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

明 双耳葫芦瓶

明 龙泉八卦炉大意为:根据目前掌握的礼器情况,唐代是有品级的官员祭祀其祖先于家庙的事例,但家庙所用祭器数目,在制度典籍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时祭祖礼器的样式是什么样呢?都是照着聂崇义《三礼图》的样子去做的。笾、豆、尊等都是用竹木做的,只有铏是铜的。到了政和六年,(祭祖宗)祭器参考古制,才改木质为铜质。

“飨其庙”是此段文的主义,范畴在“祭祖”之内。下一段,第二层意思指的就多了,包括所有皇家及臣僚场合的祭器。

“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

到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高宗朝),礼器局长官段拂等人向皇上汇报批准后烧制瓷器,铸造铜器,匡正了祭天地与祭祖宗礼器数目,并规定了臣僚家庙给赐礼器数目。当然,这一切均来自政和六年已定下的成规定制。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铄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此皆圣人之作也。”“铄金”指的是做兵器,“范金”宋代时指的做礼器。“凝土”从陶到瓷指的是一回事。 “凝土范金”是宋官方史料中常出现的词汇。“凝土”讲的就是烧造陶瓷质礼器,“范金”讲的就是铸造铜质礼器;与之对应的是“郊庙”二字。“凝土”对“郊”,“范金”对“庙”及“臣僚家庙”。

结尾的“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对头一段的“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进行了概括说明修正,所谓“易木为铜”讲的是“庙”祀礼器,并不包括“郊”祀礼器。

“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宣和年间颁行《宣和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铜制作的。”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新成礼器铜质论更是错误的,根源在于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

唐 鲁山花瓷“新成礼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由四个局部组成:

1.祭天礼器;

2.祭地礼器;

3.祭皇家祖宗礼器;

4.臣僚家庙给赐礼器。这四个局部各具特色,有着不可混淆的区别。

1.祭天礼器为陶瓷质。因祭天在南郊圜丘室外,故称“郊祀礼器”。此仪式具有唯一性,只有皇上天子方可有祭祀上天的权力,臣士庶民用瓷质礼器祭天是“谋反”的头等大罪。

2.祭地(指“皇地祇”)礼器为陶瓷质。也具有唯一性。仪式与祭天同。具体方法不一样。地点在北郊方丘室外,亦称“郊祀礼器”。

3.皇家祭祖礼器为铜质。地点在室内。此处居室称为“庙”,是祭祀祖宗专用的。因此称其为“庙飨”“庙祀”礼器。祭祖活动不具有唯一性,臣士庶民皆可以。

4.臣僚家庙给赐礼器为铜质。地点在“家庙”室内。所赐礼器材质、重量、花纹与皇家完全一样,且由皇家制造机构制作。

“新成礼器”材质的多样化,意味着自夏商周以后中国礼器制度走向了成熟的崭新的阶段。

北宋官窑青瓷——礼制局制瓷质礼器犹如华丽皇冠之上最大最显著的主钻,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芒,至今仍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清 双耳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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