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礼制局官窑探源

编辑|朱慧敏   2018-08-09 10:02:39

求证一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指出:“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约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吾华古代于赵宋臻于“造极”之论。

英国汉学家巴兹尔·格雷说:“宋代的一般形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暗含着理智主义的静雅风格。此后历代无一不是一再地回到这个时代来寻找古典文化的踪迹。”

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签订之后,宋人摆脱了战争的困扰,边境上“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商业、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快速的经济发展应是一种将宋朝在社会与文化推向愈加远离古代传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在这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变革中,宋人的思想意识里却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排斥汉唐,返回三代的复古思潮。

宋朝是以不流血的柔性政变方式取得政权的,同五代十国各国的夺权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宋统治者把如何保持政权的稳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总结历史经验,找出江山永固的治世良方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三足洗在许多史书里,宋朝是个糟糕透顶的时代,往往与秦朝并列为“孤秦陋宋”,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宋人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汉唐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尚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沈括之言语极为刻薄,认为唐人只不过是一些没吃过见过的土包子而已。

范仲淹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淫逸之风流荡不返。

欧阳修认为:“由三代之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由三代之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的《上仁宗论谨习》奏议,详尽地从历史角度论证礼制为治国之根本,进而指出复兴三代礼制的必要性,为礼器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降及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明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至于有唐,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非义……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主,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凡此数种,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体,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一股思潮形成后,总要寻找突破口,付诸实际行动;矛头的重点是当时使用的礼器法物,并将当初制定礼器的聂崇义等人拉出来批判。

金 青瓷帽檐单柄洗大儒们认为现行的礼器法物“皆循唐故”“与郑注多相违异”“率意定其制”与三代礼器不符,应进行改革。

神宗朝(公元106年~公元1085 年)详定官陈襄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校书郎贾安宅言:“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宜绘于图,著其义,具为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像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聂崇义,洛阳人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显德年间(公元955年~公元959年)奉周世宗柴荣之命,详定郊庙祭器。几年研究考证完成之时,已是大宋天下。丙寅年(公元966年)聂崇义将研究成果呈献给新帝太祖。太祖命太子詹事汝阳尹拙召集众儒臣共仪。拙多所驳难,聂崇义复引经解释,后经工部尚书窦仪裁处然后颁行。

聂崇义设计的郊庙祭器为统一的木质,样式均为木杯桶状,杯体上画头象即为象尊,画只鸡样即为献尊。只有铏为铜质。

聂崇义生于五代乱世,那时的财力物力技术水平,可供参考书籍与100多年后的状况均不可同日而语。在那种情况下,能把场面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但政治运动是不管这些的,现在看着当时的东西,谁都可以指三道四挑出毛病来。

北宋 青釉碗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一个卓然独立的文化传统。其礼器法物体系庞大,内容繁杂。

今人常将“礼乐”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乐”讲的是和谐,团结,众人一体;而“礼”讲的是差别,阶级,上下有序。

“乐”部分包括:乐谱,乐器,乐工。

“礼”部分包括:郊庙祭祀礼器,卤薄用品(车辆,旗帜,仪仗用品),帝后百官服饰冠帽等。

世间万事,动动嘴,议一议是容易的,但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破旧”不一定就能“立新”,“破”字当头,“立”也并不一定就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礼乐体系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宋史》认为“锐意稽古”的努力始于神宗朝,结束于政和六年,历时48年。其间,观念上的诸多分歧导致了设计方案的冲突,以致改革屡屡受挫。以司马光与范镇为例,“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二十余年,终不能相一”。众说纷纭,“屡作而无定”现象一直延续到徽宗早期,其间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魏汉津的混混,说笛箫管乐器音孔的距离与当今皇上的中指三骨节之间的距离是一致的。只有请来皇上的指距,管乐之音方能订得准。结果请来皇帝中指距离后根本不管用,因为竹管的粗细不同,距离也就不一样。成为一时笑谈。

出戟觚太常的歌工有许多混饭吃的,高音唱不上去,这些人怕穿帮,便私下贿赂铸工,让他们把响器的调门放低些,歌工们唱上去了,但整个歌曲听起来非常沉闷,一点儿不激昂。

徽宗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是高明的,具有洞察力的,在他的指导下,礼乐改革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徽宗在《政和五礼新仪》序中言:“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亦不违今……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而用之,推而行之。”

这一制作礼器法物的“宋代法则”可说是打破了千余年来礼器制作中陈陈相因的说法,建立了一条将古代法则引入当代制度的渠道,有着贯通古今的立意与精神。

徽宗一朝的礼乐改革是稳健的,有条不紊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进行:

1.礼乐分开

音乐属于比较抽象的范畴,争论起来云山雾罩,各说各话。而礼器都是具象的实物,意见容易统一。“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以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是礼乐分开,“兄弟上山,各自努力”了。此措施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清 铁骨大观釉花口碗2.收集三代铜器

“复兴三代礼器”要有三代实物做样本,没有实物,等于空话。

议礼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礼器如簋簠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今朝廷欲订正礼文不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欲乞下州县委访问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从文。”此番话讲得很客气,官家没有的铜礼器,将个人的画个图样送到议礼局就可以了。可下面执行起来就走了样。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多争寻求之,一日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争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致。”

“搜剔山泽”四字传神至及。看来大规模的挖坟掘墓运动自古有之。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载:“大观诏求古器之初,朝廷收藏的大小古器已有500多件。到政和间,收藏古器已达到了6000多件,且多是三代器,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了。”

这些三代铜器,是政和新成礼器铜质礼器与瓷质礼器的源本、基础、出处。原汁原味的古朴典雅庄重的造型,利用宋代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传统的礼器登上新的艺术高峰,达到无法超越的极限。

这次规模巨大的征集活动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第一次收藏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宋朝礼乐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准备工作而已。

3.编辑古物样书

《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及大观初,乃傚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余。”又谈及“李公麟……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又记及徽宗对该书“大崇尚”,诏仿效其书修博古图。

《宣和博古图》原为《宣和殿博古图》。成书于大观初年,也就是公元1108年前后。这部“焕然大备”书籍“乃由徽宗亲御翰墨,王黼为编纂之人”。

此书“裒集三代盘匜垒鼎,稽考取法以作郊庙礼祀之器……”。

《宣和博古图》非一般文人所撰之书,乃徽宗“御笔”,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减少了争论,加快了制作的步伐。

4.设局制造

《宋史》载:“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

金 青釉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罢议礼局”“置礼制局”。每当有重大造器计划时,宋政府常常组织专门人员组成临时机构负责。“因事设局,事毕撤除”,是其一般管理及工作模式。这标志着讨论结束,进入了制造的冲刺阶段。

礼制局人员众多:详议官七名,检讨官十六名,制造局三十余名。《宋史》载,黄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十六员,制造局达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天子之意?”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使礼器改革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永乐大典》引《郊庙奉祀礼文》记:“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臣等谨案,礼记曰,礼以少为贵,以其内心者也。精致观天下之物,天可以称其德者,唯至诚为可以报之。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

庆历七年为公元1047年,仁宗朝。在这里,“瓦”指的是陶器。“瓦登”乃是一种高脚盘,木质为“豆”,陶质为“登”。

《宋朝仪注》载:(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樿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樿为杓。”

元丰六年为公元1083年。《宋史》载:“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帝祇,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祀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樿为杓。”

《宋会要辑稿》记:“(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言……又言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地,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诸儒皆以谓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历代崇奉以为天地大祠。故牲以茧栗,席以藁鞂,已合古礼,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帝祇并用陶匏。”

金 青釉大碗大观四年为公元1110年。

宋朝以来,“尚质贵诚”的思想绵延不绝,在强大的复古思潮推动下,在徽宗得力高超的指导下,终于修成正果。

大观四年议礼局的奏折犹如最后通牒,“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帝祇并用陶匏。”从今年起祭天地一定要用陶瓷礼器,因为与宗庙所用礼器一样材质是“非称”行为。

《续资治通鉴长篇》载:“政和三年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簋、簠、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衰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敝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无礼以齐而刑施焉?朕甚怜之,可于编类御笔所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看到古礼器与当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徽宗是真怒了,“朕将亲览”,“断之必行”。

据蔡絛记载:“大观诏求古器之初,朝廷收藏的大小古器已有五百多件。”这与“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是相符的。“大观初,乃傚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是真实可信的。

政和四年四月甲戌,“礼制局制造所乞进呈所制造冬祀礼器。”“冬祀”指的是冬至日祭天大祀,“新成礼器”必是陶瓷质礼器无疑。

宋 青釉盘

宋 正八龙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是北宋朝廷礼乐改革工作全部胜利完成的年份。在南宋的官方史料中有大量记载。称其为“政和六年新礼”,“政和六年旧制”,所造郊庙礼器为“新成礼器”或“礼制局制礼器”。

《皇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载:“宣和二年六月甲午,诏:‘礼制局制造所各支过钱物数浩瀚,可并限一月结绝’。”

“二月癸未,诏礼制局制造所等官并罢。”

礼制局自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七月设立,于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罢。结算工作于公元1120年七月完成。“新成礼器”的制造工作整整历时七年。徽宗不是小气之人,但也感叹“各支过钱物数浩瀚”,可见没少花钱。

蔡京之子蔡絛言:“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

徽宗朝礼官翟汝文后人翟耄年写道:“明年获錞越,三月甲子获宝簋。帝承天休宪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园丘,祭方泽,享太室及祢宫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宗器……于是一洗汉唐诸儒臆说之陋,万世而下始识三代尊彝之制……”

这是一批承上启下、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可惜存世的时间太短暂了。

《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是啊,赵构是最有资格讲这话的。

赵构生于公元1107年,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那时他已经22岁,其父制作的郊祀陶瓷质礼器——北宋官窑器,他是继承者、使用者、丢失者。当然,亦是复原者。

新成礼器中祭天地礼器是陶瓷质的,这批礼器后人称为“北宋官”。

“建炎二年郊祀大礼,其所用祭器并系于东京搬到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赵构仅带了杭州制置盗使王渊数人从扬州急速出逃,乘小舟逃往镇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乘舆服饰,官府案牍,无一留者。上至镇江,宿于府治,从行无寝具,上以貂皮自随,卧覆各半。”“时事出仓促,朝廷仪物悉委弃之……遂失太祖神位。”

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言:“太常寺申勘昨建炎二年郊祀大礼,其所用祭器并系于东京搬到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

金 青釉盏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制造,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散失”,这批珍品在世上只存在了15年。“新成礼器”于徽宗手上制成,于高宗手上散失,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史实。

宋官窑产品与民窑产品有诸多本质上的不同。

官窑产品不是商品。《礼记·王制》曰:“宗庙之器,不粥于市。”(此处“粥”当“鬻”讲,卖之意)

宋代是个“百器维新”的时代,而开封又是引领风潮的源头。这里是官方手工业集中的地方,有着许多能工巧匠。更重要的是许多身居高位的名师大儒非常热衷于器物的设计改造。蔡襄设计的龙凤茶饼风靡一时,苏颂制造的天文仪器众人称奇,燕肃制作的指南车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不仅是大臣们,皇上本人就是这支队伍中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器物的设计创造过程中。而这种氛围正是北宋官窑瓷质礼器得以产生的保证。

面对着《宣和博古图》与越收越多的三代青铜器实物,陶瓷质礼器设计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模仿与创新。

模仿的话,抛开当时技术上的困难,充其量造出的只不过是“瓷质的青铜器”。创新的话,如何既保持青铜的韵味,又能突出陶瓷的特点,造出带有“青铜器韵味的陶瓷礼器”?这是一个具有极高挑战意义的难题。

北宋人是智慧的,他们“循铜之意勿泥于铜”,“因今之瓷,仿铜之政”。没有将那些凝聚于古代青铜器上的“传统”固态化、僵硬化及对象化,而是将其分解,切割粉碎,从中剥离出那些符合宋代的“民族个性”的文化元素后,进行了全新材质的创作。

关于政和礼制局窑场与绍兴礼器局窑场所生产的瓷质产品中除了礼器品种外是否还有“满足帝王及宫廷所需的个人玩好”产品种类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没有的。产品很单纯,就是礼器。秦大树先生关于此题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宋初期,当草创阶段,即文献所说的“奉安”各种坛庙的时期,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这一点是当时宋朝君臣的共同认识。《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记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议礼局言:伏闻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备祭器。庶羞不踰于牲牷,燕衣不踰于祭服。自公侯达于比闾,所以致孝于其先者如此。”此条在南宋时也被后来的臣僚反复引述过,以劝诫南宋初的统治者。

可见,按固有的礼俗,宋朝的统治者在礼器、仪仗等项未备之时,是不会先去制作“个人玩好”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一引《中兴礼书》的长篇记载中看出:“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劄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宠锡勋劳,足以昭庆泽。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窃考政和会要,礼制局建言,太庙陈列祭器尚袭有唐制度之陋。乞尽循周制然后议五庙三庙祭器名数。恭维陛下钦崇祀事,垂意典章,凝土范金,制作高古。稽考博通于载籍,览定悉自于宸衷,庶事备矣。当及此时,釐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庶几多寡适宜有所依据,伏望圣慈更付礼官详加讨论。诏依。礼部太常寺今讨论:谨按《周礼》……(以下是具体的制度和数量)乞下礼器局照会增造,诏依。”

根据上引文献,我们看到,在绍兴年间,宋廷君臣上下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完备各种制度和相关的器物,尤其是在制作礼器上。赵构以康王在“靖康之变”后入继大统,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在金兵的追袭下仓皇渡江,随后在杭州发生了“苗刘之变”,事变之初,部分重臣和握有重兵的大将都曾观望过事态的发展。说明南宋政权之不稳定性。建立礼制,正是巩固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举措。《宋史》卷九八《礼志一》载:“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一语道破其所虑,具体到器具上,所谓“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在祭器未修好之前,连日用器具和饮食器都不能制作,何况“个人玩好”呢。甚至,南宋官窑的机构,最初应就是为制作礼器而建立的。

《通典·吉礼》曰:“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其注云:“盖取象天色也。”

《周礼》讲“以苍璧礼仪……”,“苍”者指天青色与深蓝色。

北宋人之所以选择青瓷作为郊祀礼器,其釉色亦是决定性因素。

北宋官窑礼器那简朴、淡雅、清朗的釉色,那端庄、隽永、高贵的造型使其成了宋人献给苍天厚土的珍贵礼物,也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绝品。

有位哲人讲:“感觉到的,并不一定能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去感觉。”

今人要想理解宋人的物质世界,不走进宋人的精神世界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行为,只能导致出许多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荒诞谬论。宋瓷学术谬论的重大特点是不能自圆其说,相互矛盾。今日学术界喜欢“盖棺论定”者甚多,但事实逼得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棺盖启开重钉。

孔子讲:“惟祀与戎,乃国之大事。”

“戎”讲的战争,“祀”指的是祭祀天地先人。“祀”排在戎的前面,可见古人对其的重视程度。对于现代人而言,“戎”好理解,战争嘛,系国家大事;“祀”难理解,这焚香祷告怎么成国家头等大事了呢?

若想理解古人的物质世界,必要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那里有着合理的答案。

宋 磁州窑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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