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玉器之赂

张晓蔚   2018-07-26 10:02:19

西周夔龙纹玉佩玉器因其色彩鲜丽、手感温润、质地细密、晶莹剔透备受人们喜爱。为此,玉器自古便被赋予丰富的人文理念,具备广泛的文化象征。其中,《礼记·聘义》一段记载最具代表性: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里孔子以儒家理念,阐述了玉的十一德,即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并宣扬君子应该重视自身修养,“比德于玉”,玉因此成为尊贵、礼仪、纯洁、美丽的象征。

其实,玉器因为自身的物质属性,因其资源稀缺,开采加工不易,自身又具备祭器以天人合一,礼器以尊卑有序、佩戴把玩以愉悦性情等多种功能,因此除它蕴含的丰富的人文意念外,毋庸讳言,也同时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玉器自身的价值,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完璧归赵”的故事中,即可见一斑。战国时期,赵惠王得被称为“天下所共传宝也”的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即可说明一块美玉的连城价值。时秦强赵弱,赵王唯恐把璧给了秦,却得不到秦城;不给吧,又怕授秦以口实,引得秦兵犯境,真是左右为难。国家危难之时,名不见经传的蔺相如自愿奉璧前往,并当面立下军令状:“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其后蔺相如至秦献璧,见秦王无意偿赵城,设法机智取回完璧归赵,成为战国晚期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由此而知,玉器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总是显现出它高尚、文雅、正义、美好的一面。它本身虽没有假恶丑的政治属性,但却因其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可以欣赏把玩、愉悦性情,也常被用于其他特殊的目的,一如现代社会的雅贿。

概言之,历史上的玉器之赂,首先是用来收买政要,以售其奸。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春秋时期因一件玉璧而引发的亡国惨剧。

春秋时期“假虞灭虢” “唇亡齿寒”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左传》对这件事有着详细的记载。

《左传·僖公二年》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三年之后,《左传·僖公五年》更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假虞灭虢”的惨剧,发生在公元前658~655年间。此时,野心勃勃的晋国都于绛(今山西省翼城县南),居北;虞国在晋之南,国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古城村;虢国历史较为复杂,我们在本文中不做过多考证。春秋前期的虢国地域,或因历史原因,地跨黄河两岸。其下阳,据杜预《左传·僖公二年》注:“虢邑,在河东大阳县。”《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更曰:“下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下阳而虞虢举矣。”足见下阳在晋灭虞虢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服虔曰:“下阳,虢邑也,在大阳东北三十里。”近人钱穆《史记地名考》直言:“今平陆县东北二十里。”上阳,仍据《左传·僖公五年》杜预注:“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具体而言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阳城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并获许多重要新发现。

周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王道日衰,霸道崛起,齐、晋、秦、楚几个大国争霸之战愈演愈烈。晋欲逐鹿中原,西抵强秦,南抗荆楚,首先就要打通南下通道,因此,位于其南下通道线上的虞、虢两国,就成为挡道的绊脚石,晋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于是,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晋国君臣筹谋的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导致这场惨剧的两个重要媒介物,即是被晋献公称之为“晋国之宝”的“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

据杜预《左传·僖公二年》注:“屈地生良马,垂棘出美玉,故以为名。”屈地《左传》中曾六见其名,在晋献公时期的宫廷内乱中数次被提及。其地位于晋都绛之西北边鄙,春秋时,又称北屈,山高林密,故产良马。于今山西省吉县北,县城东北10千米麦城村尚存城址遗迹。“垂棘”之名在《左传》中凡两见。《僖公二年》初见“垂棘”之名,二见即《成公五年》记载“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在《战国策》《史记》中,并不见“垂棘”之名,这一地名似乎在春秋之后即弃之不用。

出产美玉的垂棘,杜预仅仅说是“晋地”,但具体位于何处,却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历史上即有“安泽说”“泽洲说”“潞城说”“曲沃说”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显得这一历史谜案云遮雾罩,扑朔迷离。

清代学者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中明确提出“潞城说”并获得学界较多认同:“一统志三垂山在潞安府潞城县西南二十里,又有枣壁在县北即垂棘之误。”

春秋前期今潞城一带,被称为赤狄的潞子国所在,华夏族和源于西北的游牧民族错相杂居,而狄人民风强悍,勇于征战,曾于鲁湣公元年(公元前661年)伐邢,二年(公元前660年)灭卫,其后又侵伐过郑、东周、齐等国,被当时的诸夏视为豺狼。潞氏与晋国一段时间也曾和平相处,两国一度联姻,潞子婴儿娶晋景公姐姐为夫人。至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因潞子国内乱,“酆舒为政而杀(晋景公姊)之,又伤潞子之目”,是年“六月癸卯, 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由此可知,《左传》前后两次所见的“垂棘”一地,首次属于潞子国,第二次郑伯及赵卿的垂棘之盟,则赤狄已灭,故杜预注称“垂棘,晋地”。此次晋郑之盟,表面上起于郑许两国疆土之争,讼于楚,郑不胜,转而求晋,实则是郑国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不得已而朝晋暮楚,以求生存的一种技巧。晋卿赵同迓境而迎郑君与之修盟,垂棘之地,当不会太过偏僻,其地应处于晋郑两国都便于到达的地方,潞城位置显然较为适宜。

由此而知,历史上被称为晋国之宝,被荀息用于重贿虞国国君的“垂棘之璧”,最初出自赤狄之潞子国,或许即是当年两国交好之时,潞子贿赂晋国的礼物,被晋国君臣视为至宝。而这一稀世珍宝究竟是因产地而命名,抑或是由赤狄巧匠之手加工因居地而命名,则不得而知了。

“垂棘之璧”始终牵动着晋国君臣的心,在完成它的邪恶使命之后,时隔三年,晋终灭虞,这件至宝之物重回晋国国君手中。《春秋·谷梁传》曾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的本末:“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晋献公)曰:‘璧之犹是焉,而马齿加长矣’。”

“垂棘之璧”虽重回晋国国君之手,但时运艰危,后值晋国历二十年内乱,最后不知所踪,致使徒然世代传颂,而两千多年来,人们只知其名,未睹其物,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只是那个两千多年前玩玉的主儿、美玉鉴赏家,却落下个国破家亡,没身为奴的可悲下场,给世人留下了“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

“垂棘之璧”曾牵动多少人的贪欲,由它后续的故事可见一斑。据清光绪间《山西通志·古迹考》记载:一千七百年后,金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因曲沃之地有名棘璧村者,称即古垂棘之地,荒诞不经的海陵王竟令曲沃县令挖河淘沙,掘地三尺,务必得到垂棘之璧,结果,自然是劳民伤财,一无所得。

其实,历史上与玉器之赂有关的事件绝非孤例。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甚至为此而身败名裂、丢掉性命,直至如虞公国破家亡者。

虞国国君似有家族玩玉的传统,虞因“垂棘之璧”灭国之前,《左传·桓公十年》曾记载有因玉同根相煎一事:“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这一次,是虞公强夺其弟美玉,继而贪得无厌,再欲夺其宝剑,终于激怒其弟,引致同室操戈,最后身败失国,只身逃亡。

《左传·定公三年》则记载了一件发生于春秋晚期蔡、楚两国因一件玉佩而引发的征战:“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蔡人闻之,故请而献佩于子常。子常朝,见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礼不毕,将死。’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这是子常倚大国之威,公然索贿的案例。堂堂一国王族,曾任楚国令尹的子常,因贪图一件玉佩而索要不得,竟然把一国国君囚禁三年。蔡侯遭此羞辱,归途中沉玉发誓:“我要是再渡汉水往南,(必受其祸)有如这大河之水!”昭侯愤而到晋国求援,不惜以他的儿子元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晋国出兵进攻楚国,以雪此耻。次年,晋即以楚索贿不成,久留蔡侯为名,假借周王室名义,召集诸侯于召陵,谋伐楚国。只是这场表面轰轰烈烈的伐楚之战,因晋国大臣荀寅也借机向蔡侯求赂不得,最后悄然偃旗息鼓,无疾而终,楚国才得免于一劫。商代玉龙玦

商代玉璇玑事例表明,作为彰显君子之德的玉器,在一些贪婪无度的人手里,沾染上了一丝肮脏的色彩,弥漫出许多悲惨的甚至是血腥的气息。

其次,玉器在诸侯国凭信交往、作为盟誓信物甚至作为交换媒介方面,也发挥着类似于货币的作用,使它在现实生活中,时而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铜臭味。

《春秋经·桓公元年》记载:“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桓公元年》记为:“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这是发生于春秋初期鲁、郑两国之间以璧换田事件。鲁本有许田作为朝宿之邑,其地近郑;而郑又有祭泰山之汤沐邑祊,其地在鲁。郑从远近安全考虑,欲以祊易许田。两国经多年协商,均同意交换,而交换时,是以璧作信物,璧同时兼具交换媒介的功能。这里的“假”字,可作“借”“租赁”讲,这时仍然表示对不复巡狩名义上的周王室表面的尊重,从而以这种以璧租借的形式完成这一实质交换过程的。

再次,玉器之赂作为一种搭建或离间诸侯国间的关系,联络私人感情,建立私人友谊的手段,在历史中也屡见不鲜。

《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曾记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歸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为言”。真个是人憎狗嫌,狼狈至极。继而发愤,彻夜不寐,苦读兵书,以致锥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而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这其中的白壁,显是用于密切各诸侯国关系,也充当着一种联络感情,加强友好的媒介物角色。即便是在私下交往场合,玉器之赂也是一种重要手段。《鸿门宴》的故事传诵千年,刘邦赴宴之前,明知其宴无好宴,甚至关乎自家身家性命,侥幸为求自保,尚“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就是一例明证。

玉器作为彰显君子之德的器物,代表着纯洁、高尚、温情、美好,而一旦被贪婪迷窍,或用于邪恶的目的,便衍生出许多身败名裂,甚至血流成河,国破家亡的故事。如是,应谨记:美玉通灵,自当珍爱,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君子敢不引以为戒!

(作者简介:张晓蔚,女,河南博物院助理馆员,致力于古代玉器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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