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传世书法孤品《局事帖》真伪之鉴析

赵建克   2017-05-07 23:01:05

《局事帖》全文图片

比利时收藏家盖·尤伦斯夫妇收藏颇丰,2002年出版的《比利时尤伦斯夫妇藏中国书画选集》中汇聚了众多古代、近现代及当代艺术精品,但对图版1号作品曾巩的《局事帖》有许多疑问,此件作品的署名自相矛盾之处让人不得不对作品本身以及作者的认定产生很大怀疑。

今人认为《局事帖》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散文家曾巩的唯一一件传世孤品墨迹,为曾巩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曾巩《局事帖》,水墨纸本,镜心,尺寸是29㎝×38.2㎝。此件作品是书写在宋代印刷书籍纸张的背面,共124字,但仍能看出图书印刷的字迹,书法结字修长,笔画清劲,曾被历史上明清以后多位名人收藏,并经徐邦达先生考证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局事帖》局部图欧体过重,与左边字体有不相同的笔意。字体过扁,笔画与文中笔画形态不符,印章图形歪斜,不符常规。这件被认为是曾巩书法的《局事帖》的书札,极其珍贵,宋籍文献,论斤计两,是喜是悲,亦难评断,毕竟文化与市场的共生关系,自古而然,不足为异;且市价高昂,能让世人重视保护文物,也是功德一件。

《局事帖》书札文字以小楷写成,笔画书写不严谨,字体中规中矩,涩呆涣散,形体结构不平衡,整体看没有章法和布局,上下字之间笔意不连贯,字体工呆沉闷,并且在书写当中不应空格的地方有隔空留白现象,书写文字一般可以落字,但很少有在不应留空白的地方留出来一个字的空白(这个空白地方在文字从右边向左边数第5行,自第5行从上向下数第7个字的下边留出空白),使整体信札文字上下没有章法的连贯性,更缺少了艺术美感,通观全篇文字,犹如学生在做考试,小心翼翼,生怕写错了字的感觉。最后的“巩再拜”的“巩”字,字体明显偏小,笔意生疏,笔画交代模糊不清。《局事帖》内文中部分单个文字排列艺术家本人写一篇文章和信札,都要写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一定是写得非常流畅纯熟,或者是遒劲有力,笔意连贯洒脱,看《局事帖》中的人名“巩”字,字体明显偏小,字迹线条模糊,笔意交代不清。

观看以上几页单个字体(局部放大)来看,本书札表面破损严重,进行修修补补,并且部分文字有多处修描添笔、描摹加墨的痕迹,既然“曾巩再拜”印文已经确定是后人添盖的伪印,那为什么没有可能也是作伪者在此书札文字中有裁切改字的动机呢?并且此书札最后一行6个字:“二十七日谨启”,经过放大仔细研究其字形与前面的文字作比较分析,看似一种相同的字体,但经过仔细对比研究发现还是有局部笔画细小的区别,这6个字的虞体风格更加明显,并且这6个字的上下排布,与《局事帖》文字中的最后一排文字上下布局也极其不对称,书写的起笔与文章中的文字字体有细小的变化,应该是按照文章中的文字字形进行描摹添加上去的。因此怀疑这6个字与“曾巩再拜”这个印文是一起后添盖上去的,又经过几百年的空气氧化,墨迹也就一致了。

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散文家,春风化雨般的曾巩,本应该写出笔意连贯、洒脱自如的文字篇幅,观看此篇札文,字体看似行楷规整,实是上下布局不齐,整体书法呆板沉闷,部分字体用笔涩腻沉闷,线条不畅,上下笔意不连贯,没有半点神韵,整体文字没有飘逸洒脱的灵动之美感。文字的内容也反映出书者本人对收信人的依附巴结,极尽乞求,生怕写错了字,越是紧张,拘谨中矩,越是把通篇文字写得拘谨不堪。这样的字体和书写风格怎么会配得上像曾巩这样才华横溢、不拘小节的大散文家呢?

曾巩是宋代著名的散文家,他有豪放的性格和博大的襟怀,在无形当中应该透露出自己的才情和抱负。字如其人,作为一代文豪,伟大的散文家曾巩,所书写的作品应该是优美流畅,随性而为,一定会展示出自己的才气和豪迈。

并且史书记载,曾巩对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的书法推崇备至,曾巩认为张旭的书法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合于自然之道,可以肯定曾巩本人书法应该具有张旭书风之豪放,不应该这么中规中矩,这不符合曾巩的个人艺术风格,有据可证。

上边三张图片(图A、B、C)是从清代光绪年间所保留下来的江西南丰木刻本《曾氏宗谱》上边所扫描下来的宋代散文家曾巩的书法翻刻文字,我们拿《局事帖》上边的文字来与之进行对比分析: 看图A、图B、图C,这是从江西南丰清代光绪木刻本《曾氏宗谱》上边查找到的曾巩的翻刻书法字体,最后5个字是“南丰曾巩题”,白纸黑字,“其字体是简练遒劲,挥洒自如,行云流水,外延舒展,颇有书卷艺术气”。观此《局事帖》书法与此参阅对比,两者的风格和艺术笔法截然不同。因此可以肯定判断《局事帖》书法文字不是曾巩的书法真迹。(《宋史·艺文志》记载《曾氏宗谱》一卷,是曾姓的最早族谱。)《曾氏宗谱》四卷:江西丰田木刻本,江西档(江西)曾氏重修族谱不分卷,清光绪三十三年,木活字一册,江西图残。

图A:清代光绪《曾氏宗谱》曾巩书法翻刻本全页

图B:清代光绪《曾氏宗谱》曾巩书法翻刻本局部

图C:清代光绪《曾氏宗谱》封面《局事帖》全文124字,信中所交代的文字内容,细细读来,不仅流露出了书写者对于仕途的态度和境遇,假设此书札是曾巩本人书写,经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大家考证,《局事帖》为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曾巩在通判越时任上书写的信牍,曾巩于元丰五年(1083年)卒江宁府(今江苏南宁),那么此《局事帖》写于1077年之前。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汴梁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此时的曾巩已经被宋神宗召见,一个铮铮铁骨、敢于直言、主动申请外放出任的伟大的艺术大家,为什么还会发出这么悲伤苦闷、趋炎附势的牢骚?这不符合历史常规,也不符合曾巩的个人性格和为人作风。

《局事帖》究竟是北宋遗珍还是明早期的墨迹,我对《局事帖》的最大的质疑,就是此帖根本不是北宋的遗珍,而应该是明代早期的作品,我提出来的另一个根据是:《局事帖》书法作品是写在一页古书《三国志·魏志》徐奕传的背面上面的。书纸版心书口处有刻工“王宗”款识,王宗也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工。经过查证,《三国志·魏志》徐奕传这部书最早的刻本,是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才第一次刊印,从《局事帖》的原作上看,此纸应该是从《三国志》上撕下来的,或者是裁下来的一页书纸。书写者本人是利用其背面写成的,这书是南宋时才印出来的,那么撕下书页写字的事只能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以后了,曾巩是北宋宋神宗时期的人,卒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3年),这离曾巩去世40多年了,怎么会在死后40多年把书法写在后人印的书籍上呢?

再进一步作如下考证: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萧瑜博士再论古写本《三国志》中根据敦煌出土文献,提到南宋以前均为写本,南宋以后才有刻本《三国志》,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三国志》为南宋人绍兴至绍熙年间刻工(见翟冕良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词典》第47页,齐鲁书社,1999年)所刻的《三国志》《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等。根据书法内容判断论证,这件手札书法不但不是曾巩的亲笔手迹,而且也不是北宋的遗珍。

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了反驳,他们一致指出《局事帖》确实是写在《三国志》书页背面,但《三国志》一书最早的版本,不是南宋而是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出版的,并且反驳者提出《三国志》一书早在曾巩出生前就被王亲辅臣收藏了,曾巩用此书的一页背面书写手札完全是有可能的,从而断定《局事帖》就是曾巩的手迹亲笔之作。

但我对这些学者的观点却有不同的认识,即使是北宋咸平五年《三国志》这部书,确实是在曾巩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但是书的存在不能说明曾巩用它的残页写信。北宋初年,印书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从木板制纸到调墨印刷晾干、装订,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凡是印成的书,都被文人和辅臣以及达官贵人视若珍宝,惜书如金。以曾巩这样的散文家、学者,怎么可能随便撕下一页,用其背面写信呢?这也只是有些人的假设推断而已。从《局事帖》用纸的质地来看,与北宋时代用纸完全不同,经查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宋版本古籍等图书,与此帖用纸相差甚远,而南宋王宗所刻《三国志》版本用纸却与此帖用纸很是吻合,属于湖州皮纸类,为南宋官刻本用纸。

从信的内容来分析,此信札是写给一位写信人十分敬仰的师长,把一封敬呈师长请求帮助自己的重要信件写在一页残书的背面,实有对师长不恭不敬之举。曾巩这样的大文豪、大学者会做出这种有失斯文的轻率之举吗?查其一生,曾巩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一个五品官,根本不会出现缺少用纸的现象,并且曾巩也没有被流放过,他并没有缺少书写纸张的条件。即使这一条件也成立,但北宋咸平五年版的《三国志》是北宋赵家皇室用来赏赐亲王辅臣的重要赐礼之典籍,能得到此书的人都应该是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官职不大的外臣是得不到帝王的赐书的,得到皇宫赐书的王公大臣必然会把此书奉为至宝,供为神灵,传与子孙,世代珍藏。查曾巩的先人及亲属,曾巩虽然是世家,但他家的前三代没有做过高官,因此曾巩的前人没有资格得到此书,曾巩的一生在写此信之前也没有进宋室的亲王辅臣之列,一生官位最高也是一个四品官阶。因此,也没有机会得到如此贵重的赐书。就算他与当时的重臣欧阳修、王安石等关系亲密,深交为友,假设有机会从这几个人手中借得此书,但如此贵重的皇家御品,曾巩怎么会违背朋友道义,轻易拿来随便撕下来一页写信呢?因此认为这封写在宋咸平五年间王室御赐《三国志》书页背面的书法信札,并出于大散文家曾巩之手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也只能作为一种假设罢了。

当代的部分鉴赏家和收藏家认为《局事帖》是北宋人书写,但是否认为就是北宋曾巩的亲笔墨迹呢?一些人士认为是曾巩的墨迹,他们的依据大概就是此信札书法落款处的“巩再拜”和盖在信札文字尾部的一枚“曾巩再拜”油密印文了,但是“巩再拜”只能证明此信札书写者为叫“巩”的一个人,并不能证明其就是宋代的散文家曾巩,当今一部分鉴定家和著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信尾日期处看到的“曾巩再拜”印章印文是一枚后人补盖的伪印,不是当时的书者本人在书写信札后立即钤盖上去的。他们为什么一致认为这是一枚后人钤盖的伪印呢?因为这枚印章从印文内容至钤盖位置,以及印文在钤盖时钤得非常歪斜,毫无严肃认真态度(实际上是随意钤盖在上边),以及信札书写格式都不符合宋代信札的书写格式,首先水密印文入纸年代与前边书法文字自然氧化入纸的感觉不同。印文钤盖应晚于书札文字书写年代,为后钤伪印。

米芾行书《岁丰帖》 芾顿首再启:弊邑幸岁丰无事,足以养拙苟禄,无足为者。然明公初当轴,当措生民於仁寿,县令承流宣化,惟日拭目倾听,徐与含灵共陶至化而已。芾顿首再启。

《获见帖》轼启。近者经由获见为幸。过辱遣人赐书。得闻起居佳胜。感慰兼极。忝命出于馀芘。重承流喻。益深愧慰畏。再会未缘。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冗中。不宣。轼冉拜。长官董侯阁下。六月廿八日。其二,由于书写信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联系的信件,有一定的随意性,在宋代,文人书写信札在落款签名后,一般不钤盖自己的个人印章,即使是书画作品,也很少钤盖作者印章。从目前传世的北宋书札实物来对比,凡是经过历代鉴定家及权威机构确认是真迹的,还没有一件在信札尾部落人名款处钤盖个人名字印章和名章的,发现的极少宋代信札钤盖个人名字印章的,其印的真伪也一直有人在质疑,并没有确定是真印文。

况且所钤印的印文一般都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名字和号称章而已,从来没有见过加上“再拜”二字的,一种“某某再拜”类的印章属于“投刺”章,是到了明代才在社会上流行的,在《局事帖》这幅信札上,钤盖的“曾巩再拜”印文与落款题写的“巩再拜”重复,更有“画蛇添足”的感觉,因此这枚作为最主要依据的“曾巩再拜”印文确实留下了不少可疑之处,即使钤盖的“曾巩再拜”之印文是使用宋代的印泥,也不一定是在宋代那个时期钤盖的,因为宋代的印泥被当时的文人和收藏家收藏照样也可以保留收藏到明代,并且可以继续使用。我认为此印文“曾巩再拜”是造伪者在明代以后钤盖的。

经过观看此书札文字的破损程度和后人修复的迹象,也留下了今人对此信札札文的怀疑,观看《局事帖》全图形,进行单个文字放大,可以清晰地发现,书札上的纸面和文字并不像刊物上所描述的那样“保存完好,字墨如新的状况”,书札上边的大部分文字多处有破损,经过装裱者进行修复补纸再局部后填墨色,并且后填墨的痕迹非常明显,填墨水平非常一般,可以判断修复者根本没有古画修复的专业水平,如果古人认为是曾巩唯一的传世真迹,那这么珍稀的书札,收藏者敢用这么低级水平的修复者进行修复揭裱,也太不当回事了。此书札有局部个别字体明显修改的痕迹。更让人怀疑的是此信札的全稿文字中没有自报家门的抬头署名,按照两宋人书写信札的文风习惯和格式,每封信札的起首都有“某启”或“某某顿首”的抬头署名,而此《局事帖》却缺失了这个宋代文人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更不符合曾巩等宋代大文人的崇尚礼仪之风,因此,此信札的书写格式和文风不符合宋代文人信札的时代风格。

此帖前边没有抬头,后边又多了一方与落款重复的印章印文,在宋人书札书写格式上确实与众不同,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令专家和学者一致怀疑抬头署名是后人有意裁掉,“曾巩再拜”钤印印文是后人随意添加,并且怀疑裁掉的不仅是一个抬头,可能还有几行文字,这几行文字的内容很有可能显示此帖与宋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本人无关,并且此文字可能会泄露作者其实并非曾巩。与曾巩同代的叫“巩”的人有100多人(经查《宋史》)。我收集查询了几十封国内外知名博物馆内收藏的宋人书札真迹,这些书信都是与曾巩同一个时期的,地位相近,或者是与曾巩有过交往的诗友信札墨稿,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局事帖》的格式与宋人书札的风格截然不同,对于《局事帖》上边的后钤印和书法的完整性,以及局部字体的风格笔意不同,怀疑局部有修改的迹象。此信札是否为曾巩亲笔书写也就无须考证了。

再查曾巩著作《南丰文钞》卷一,收录了他的许多书信文字,信前全部有署名,如“巩顿首再拜”“巩顿首”“巩启”等格式,毫无例外。

下边这是一篇书文,摘录于江西南丰《曾氏宗谱》之中。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节录)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以上文辞意境推论合理。用词与《局事帖》文章内容艺术风格截然不同,并且文章的书写格式也截然不同。《局事帖》书札的行文显然不符合北宋人的书写格式。

因此可以判断此信札不是曾巩的书法真迹。应该为明代初年的某位名“巩”字的人士,在残书纸背后写信,又经过多年,被后来古书画造伪者发现,锁定历史上最有名的曾巩,加盖“曾巩再拜”伪印,加盖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子京和安岐的收藏伪印,冒充珍稀孤品获取暴利。

而考证是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本人书写的唯一线索只能从信札的内容中去寻找答案,我们先从信尾写得十分清晰的收信人身份来推断:此信的收信人是“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这八个字包括了收信人的出身官阶、名号以及与写信人之间的关系。古人书写信札多有写出收信人的职务、官阶以示尊重。根据字文“运勾奉议”四字是官名,其中“运勾”是“发运司管勾文字”的简称。此帖经过徐邦达先生过眼,经考证,学者徐邦达在《古代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中提到“运勾”当是“发运司管勾文字”的简称。“无党”不知何许人也,待考。这便证明徐邦达老前辈也没有查出叫无党的人的出身,这官职是“发运司”衙门内做实际工作的属官。书札文字中的“奉议”是“奉议郎”的简称,“奉议郎”是个虚职,如果不挂实职就是用以确定官员的俸禄品秩。此官名在北宋初期为秩六品,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初期被废止改名为“奉直郎”,110年后,宋神宗元丰三年改革官制开始,一直到元丰五年间才恢复了“奉议郎”的名称,但品级又降了两级,成了一个正八品的小官。

因此从书札内容上得知,收信人是一个名号为“无党”的八品“奉议郎”,他与《局事帖》的书写者是同乡,在接收这封书信时正在担任“发运司管勾文字”的职务,至于他的生氏和名字还需进一步考证。经查证,在曾巩家乡南丰的史志中未见到有此人记载。

(注:明代初置有“管勾”官职这个职位,任职一人,为从五品,归中书省。到明代洪武十三年不置。明代散官阶考证:文官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正五品有授“奉议”大夫之职。)

了解了收信人的官阶和职位,写信人的官位和大致情况也就清楚了,从《局事帖》的书写内容中得知,一个叫“巩”的写信人是恳求奉议“无党”的收信人帮助自己摆脱“跧处”了三年多的“穷徼”之处境,想换到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去任职,并且称得到过收信人的“诲论之益”。“益”又自诉“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可见他比收信人的八品官职还要低,也就是一个九品类的小官,估计是县城主簿之类的小官,他的名字叫“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京外任职时,从来没有当过这样小的官,所以此“巩”不可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因此《局事帖》的作者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曾巩书写。

我们分析了《局事帖》作者和收信人的身份后,已经清晰明白地推断出那个写信给八品“奉议郎”无党乡贤的人,怎么也与曾巩沾不上边,为了证明这个推断,我们不妨把书信中所列举的事实与曾巩的生平事迹做一个对比。

《局事帖》书法书札原文如下:

局事多暇,动履褆福。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译文:近来事情(顺利),多有闲暇,无论做什么都感到安泰、幸福。(但)远离(您的身旁,不能)聆听教诲受益,倏忽间已有三年之久了。蜷居在穷苦的偏远地域,天天沉迷于繁冗琐碎的事务之中,原本怎么会有什么乐趣呢?距离来人替换的期限虽说很近,但接替的人(何时到此)却一点音信也没有;不过(我仍)朝夕悬望。如果能最终逃避荒废或耽误(职责的罪愆),那实在是仰仗贤明的您的鼎力相助(啊)!夏秋交替的时节,从您的府下经过,顺便向您表示谢忱,并盼望始终能得到您的一点点帮助,再者就是希望您(政事)顺遂,善自珍重。(记得)以前便蒙您引荐提拔,(今天)得便专门在此向您问候。余不赘述。曾巩再拜。发运司管勾进献言论无所阿附的乡贤。  

从这封信札文字内容了解,作者自称蜷缩在一个边塞贫穷的地方做了三年的小吏,整天忙碌中,没有一点乐趣,现在已经到达任职三年的任满之期,但谁来接替他,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只能整天悬望。他对收信人说“如果能逃脱出这个穷地方,实在都是你的力量”,表达希望收信人帮助他离开这个穷地方,语言表达已经接近低三下四之态,信中所表现的作者的处境和心态,悲观绝望,极尽凄凉,语气之哀恳,与曾巩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散文家曾巩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豪,以曾巩的名望和气魄,其有博大的胸襟,怎么还要如此患得患失,悲观绝望,丧气露骨地乞求一个地位比他还要低的人帮助他,这真是千年前一个“局促”文人的哀鸣,因此,此文内容与曾巩的个人官职不符,也与曾巩博大胸怀的心胸抱负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我们不妨从信中最突出的地方来比较一下:

第一,《局事帖》书札文字显示出书写者任职的地方是个“穷徼”(即穷苦荒寒的边塞)。

第二,作者任职是三年的“跧处”。史书记载,曾巩第一次在京外为官是在太平一年多,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很有作为,没有半点“跧处,穷徼”,且不到两年受代之期就被调回京城了,与信中所说的截然不同,曾巩第二年出京外任,是熙宁二年(1069年),他与王安石政治意见不一致,自请出京为官,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这次出京直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共12年时间,他先后在践州(今绍兴)、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州)、沧州8个州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知州或通判。

其任职年表如下:熙宁二年(1069年)6月出任越州通判,到熙宁四年6月升齐州知州,共两年,熙宁四年(1071年)6月升齐州知州到熙宁六年移襄州知州,共两年,熙宁六年(1073年)6月调襄州到熙宁九年(1076年)调移洪州知州,共三年,熙宁九年调洪州,到熙宁十年(1077年)调至福州,到元丰元年(1078年)移明州共一年,元丰元年正月调明州,到元丰二年(1079年)调亳州共一年,元丰二年调亳州到元丰三年(1080年)移沧州知州共一年。

曾巩的这段履历脉络清晰,从中可以看出符合书札中所说达到“受代之冀南期”即任满三年的仅在襄州一任,而史书上记载说曾巩在襄州三年,兴水利,平冤狱,政绩卓著,民心仰服,正是大展其志的时期,怎么会有“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之哀叹呢?何况襄州南临长江,北倚河南南阳,物产丰富,自秦汉以来就有“荆襄九郡”之称,是有名的富郡,其与河南南阳交界,距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也就440多公里的路程,怎么也不能说是“穷徼”之处。就算曾巩不愿意在襄州做官,希望调任,他也不会给一个比他低三级的八品“运勾”官吏写信,求他帮助自己调离。曾巩一生确实有过希望调任的信牍,比如从出任福州知州时,他便给上司和朝廷上书,表示为了奉养老母,希望回到京城为官。但这和《局事帖》中那种工作三年苦闷荒寒、悲凉颓丧的情调完全不同,曾巩要求调任,他完全可以直接上书朝廷或者直呈皇帝,他有调任的种种理由,也有直接上书朝廷的权力。在曾巩生前的奏书中,如《福州上执政书》《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等,都与请求朝廷让他调离汴京近的地方有关系,在写此上书的地方都是离京城较远的地方,上书的理由铮铮有力、正大光明,内心情绪充满活力。

曾巩在外任12年,先后在8个州主攻,顺序是绍兴、济南、襄阳、南昌、福州、宁波、亳州、沧州。除了沧州外,其他州都是中国北宋中期比较富饶的城市,而曾巩实际上并没有到达沧州上任就在半路上被留在了京城,所以他没有在穷困的地方任过职务。而其任职的8个州,除了福州、南昌两个地方离当时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稍远外,其余的地方并没有可称为“徼”,即边界地的地方,与文中说的“穷徼”更不相符合。因此曾巩不可能在襄州写出,在其他7个州更不可能写出,因为他在其他7个州最多干了两年,少的不到一年,没有一个符合信中所说的“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的条件,不是因为他嫌弃地方贫困,而是因为朝廷需要他在其他各州为官,兴邦除弊,除暴安良,关心民众,发展生产,这在《宋史》和《地方志》上有大量的记载。比如他在齐州,任未满调离,百姓们不舍得他走,竟然把城门关起来,吊起吊桥来挽留他,这种情况下曾巩会有“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的感觉吗?对比《局事帖》中那种期望,“遂逃旷驰”的逃跑情绪,谁能相信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驰骋八州意气风发”的散文家曾巩说出的语言呢?图1:项元汴印谱中“檇李项氏士家宝玩”

图2:《局事帖》中“檇李项氏士家宝玩”

图3:《局事帖》中“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放大印之所以确定《局事帖》也不是南宋人书写的,是因为文章中的“运勾”这个官名在北宋时期存在,到了南宋就绝对不能再出现了,因为宋代有着非常严格的“避讳”,判断理由是南宋第一位皇帝的名字叫“赵构”,这个“勾”字是赵构的讳字,文章中的“勾”字在南宋的一切文章当中必须要进行避讳,如果南宋的官职名称用了这个“勾”字就是犯了帝讳,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南宋时期凡是沾了“管勾” 二字的官职一律改为“发运司管干”或 “转运司管干”,《局事帖》里白纸黑字写的是“运勾”二字,如果是南宋人书写的就是犯忌讳,就是大逆不道,岂不荒唐!并且在金代和元代又没有设置“奉议”这个官职。因此从《局事帖》信札文字中分析可以确定,《局事帖》绝对不是宋代曾巩本人书写真迹,应该是明代初年人书写,又经过明代后期造伪者的伪造,才得以留传下来。

另外,再对历代鉴赏结论的分析与反思,《局事帖》是“比利时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收藏”这一出处已使国内收藏家仰慕,而书札上那星罗棋布的明清名家收藏印,文献里的著录,以及当代张珩、朱家适、徐邦达等鉴定家的钤章和评论,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展出,还有多种画册里的推介,宛如一顶顶桂冠,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此帖就是曾巩传世的唯一墨迹,但当我们逐步按理分析了这件作品的全篇内容后才发现,以前的所有现象,竟然与事实有着如此大的反差,那么今后对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究竟如何看待,我认为对《局事帖》上前人留下的种种判断,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理论的剖析理解,如果慢慢仔细审视全貌,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和前辈们留在该帖上的收藏印和他们编著的各种文献,并没有确切认定此帖就是宋代散文家曾巩的真迹。

《局事帖》上边的印文为:曾巩再拜、项元汴印、墨林山人、项子京家珍藏、退密、项墨林鉴赏章、檇李项氏士家宝玩、仪周鉴赏、翰墨林鉴定章、张珩私印、盱江曾氏珍藏书画印、函卢鉴藏、张氏涵庐珍藏、张文魁、西蠡审定、芑孙、清森阁书画印、源来、闻岳心赏、天泉阁、宫保、无恙。

《局事帖》在北宋后期、南宋、金代、元代均无记录,从收藏印来推断也是一直到了明代后期才出现,明代是一个古书画造假猖獗的时期,由于此《局事帖》信札前面可能被裁去了一行文字,信尾又加上一个奇怪的印章,实是明末伪造者搞的花样。

观看以下印章图片进行分析:以上(图1、图2、图3)三幅图文印文,图1印文是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海博物馆编,1987年出版)翻拍下来的,此印章款识图片准确可靠。图2是从《局事帖》书札原图上扫描下来的,图3是图2上一个印文的局部放大图形。此印文为“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印文为8个字,九叠篆法所刻出,此印比较大,也是前所比对之诸印中最难比较的一方大印。排除因局部线条自然磨损、破旧,印泥浓淡钤印所产生的差异,甚至是笔画之失,如“李”字中右部的一笔,都不去追究,破边的现象也仅是点到为止。我们将对比的注意力着重于九叠篆文字笔画的转折处所产生的变化,在这近似的全貌中,仍能发现其中的文字笔画转折处的不同差异,经过仔细对比确定,这些文字笔画转折的不同是刻印时而定型并决定的,而与印泥之多寡、是否钤盖深浅均匀则无甚关系。

根据图1、图3此两方印的对比,以图3《局事帖》上“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印文一印的黑线箭头所指处为重点,指出图1、图3此两方印在此一转折处,存在非盖印时造成的转折处的差别(此间“宝”字中最后一笔的箭头请忽略,另一边线外的箭头则是指破边的情况),以图3的印文图片上所示的黑箭头的部位,确定可以排除与图1印为同一款印钤盖而成,图3是造伪者临刻另外一枚同样印文的印章手段达成,只是此方伪印,相比于前之所述,项元汴的收藏印则更加接近于原印,且技法上亦严谨不少。然而所谓的《局事帖》上第一收藏者项元汴所钤数枚收藏印,在图4上逐一细究下来,除项元汴姓名印无同款可比较外,都出现了笔画转折的差别。因此项元汴以外的收藏印章都定为伪印,即是造伪者刻制钤盖的,不是项元汴本人使用的印章钤盖的,项元汴根本没有收藏过《局事帖》,也没有钤盖过自己的收藏印。

图4:《局事帖》上伪印与真印文对比分析

图5:张珩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的内图扫描图片图5是在中国著名鉴定家张珩著的《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第35页的复照。张珩已经把此印章图1《项元汴印谱中》之“檇李项氏士家宝玩”确定为其真印,其他形状的都为伪印。此书中张珩标明认定为真印的“檇李项氏士家宝玩”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海博物馆编,1987年版)的“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印章为同一方印章,确真无疑。这就决定了其他的印章为伪印。《局事帖》上钤盖“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印章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及《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的真印章图形字体结构不符。因此《局事帖》上钤盖的为伪印,是伪造者钤盖上的假收藏印。因此,何以能称其为明代第一大收藏家项元汴收藏,连上面钤盖的明代著名的第一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印都是伪印后盖,这更不能证明这封信札是北宋曾巩亲笔书写的遗物!另外,《局事帖》手札上的“仪周鉴赏”之印章图文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29页安岐的收藏印图文,“仪周鉴赏”之印文也有笔画粗细的不同,因此此收藏印文也绝对不是清代收藏家安岐的原收藏章钤盖,“仪周鉴赏”印文取自《钱选浮玉山居图卷藏印》。此《局事帖》上所钤“仪周鉴赏”印文也必定是后盖的伪印。

《局事帖》是明人的手稿,又是在南宋版本典藏的残页上书写,从这两个因素看,假设上边钤盖的除项元汴、安岐以外的其他收藏家的收藏印章都是收藏家本人所钤盖,那完全也是因为这些收藏家本人作为宋代古籍善本的珍稀性和历史文献性而决定收藏它的。比如,项元汴是明代后期人,有收藏古籍善本的爱好,其藏书楼为“天籁阁”。在当时,宋版书已经十分稀少,当时价格也很昂贵,只要有人愿意出售宋版书,项元汴都要去观看,并不惜重金购买,据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载项墨林遇宋刻邀文氏二乘堂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项元汴在上边盖了那么多的收藏印,却没有盖上他的“项元卞氏审定真迹”这枚印章,也没有把这么珍贵的《局事帖》载入自己的收藏著作《蕉窗九录》中,因此说明,此帖项元汴根本没有收藏过。《蕉窗九录》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1524~1590)记录著作的一部札记性著作,包括《纸录》《墨录》《笔录》《砚录》《书录》《帖录》《画录》《琴录》《香录》9篇。书前有长洲著名书画家文彭(文徵明的长子)作序、书末有项元汴作的《本传略》介绍自己以及吴隐作跋阐述《蕉窗九录》之出版意义。但是查找此书,没有发现《局事帖》在此书内记载著录过。这只能说明除项元汴以外的其他清收藏家作为宋代古籍善本书页没有收藏过此帖。

明末和清代的几位收藏家何良俊、费念慈、王艺孙等,同时也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

在明清时期,文人收藏古籍善本已经盛行,收藏到宋代古籍更加难求,当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称。因此,以上的藏书家也许是看中了此页宋版书页的珍稀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而钤盖上自己的收藏印章,到了近代的收藏家并没有仔细研究考证深入确定以前的收藏者是收藏书札书页的价值还是书札文字的价值(因为此书札已经是古人的作品),便收藏钤盖上了自己的收藏印章。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是有帮助的,它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传有序”就是指此。另外,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证据。古代任何一个收藏家和鉴赏家,他的眼力和学识以及当时的交通、科技总是有局限性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他所收藏过,所钤盖是真印也不能确定作品一定就是真迹,今天仍要靠我们后人全面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只凭收藏印来定真与伪(注:《局事帖》上“仪周鉴赏”印为伪造印)。

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纪录,编为专著,对后人鉴定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如弘历的《石渠宝笈》、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吴其贞的《书画记》、顾复的《平生壮观》。著录书的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很多是正确的,值得学习参考来丰富我们的鉴定经验。

但与此同时,更应注意不要上了著录的当。著名鉴定家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指出,清代晚期,在鉴赏家中流行着一种迷信著录的风气,认为著录是鉴定书画真伪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么优越的条件和多高的眼力,终不免有局限性。宋代著名书法家、鉴定家赵佶皇帝的鉴定水平算是很高了,可是有些收入《宣和书谱》认为是真迹的晋人法书,现在经过论证确定实际上也是唐人的响拓本,又如有些收入《宣和画谱》认为是真迹的古画,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后人的摹本。清初孙承泽也负精鉴之名,而《庚子销夏记》中就颇多疏失,不可尽信。高士奇在清代鉴藏家中也是数得上的,但罗振玉得到了他的秘本《江邨书画目》发现他把许多进呈给皇帝的假字画记在上面。秘本底账如此,虽不足异,但在他刊刻行世的著录书《江邨销夏录》中,竟也将伪物收入。如徐贲画的《石涧书隐图》,在书画目中注明“画不真”,但也正式编入了他的《销夏录》。前代著录有不少是抄本,往往流传了很久才刊行,容易发生错误。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它。

《蕉窗九录·序》图册“无党”不知何许人也,待考。这便证明徐邦达老前辈也没有查出证明叫“无党”的人的出身,从这些方面足以证明徐老对此帖是不是曾巩的真迹也没有下过确切的定论,问题是我们当今一些收藏家看到了书札纸面上的那些名家收藏印鉴,看到了如此多的文献记载,也不分析一下这些印章究竟是专为曾巩手迹钤印的还是为珍稀的宋版古籍《三国志》文献书页而钤盖的,就盲目认定这些收藏家、鉴定家、前辈都认定承认了它是曾巩真迹,收藏印只能代表此作品在本人手中收藏过,并不一定是真迹才盖收藏印的。乾隆皇帝在大量伪作上钤盖了皇宫收藏玺并录入《石渠宝笈》等书。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态度是要尊重、要学习、要分析。前人在绘画手迹上盖章并予记载,有种种原因,也许有某些因素不便表达真相,并且在不同时期也有种种不同判断。我们如果看到他们的钤印就不加分析地看《局事帖》,有时反而是误解了前人的意愿。对古代书画的鉴定,只凭表面现象去判断会出错误的,只有把实物、文字内容以及历史文献及留传下来的各种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是从《局事帖》书札考证中得到的启示。《蕉窗九录》图册其次,对于海外回流的大收藏家收藏过的东西,也应该以冷静清醒的态度进行判断研究,不能见到这类东西就一味地轻信为真。近几年来从海外回流的东西越来越多,但经过当代权威鉴定部门和专家评鉴,有大部分存在问题和怀疑。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外的收藏家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局限,有时也会判断出错。故此对海外归来的艺术品,也一定要认真地分析考证。

我认为《局事帖》虽然不是曾巩的真迹,但它毕竟是近千年留下的古籍文献文物,并且具备珍贵古书孤本残页这一大研究特性,仅从这一点上《局事帖》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脱去了曾巩手迹真迹这件外衣,也许它的历史文献性和珍稀性就会更清晰地显示出来。去其疑点,保其精华。

《局事帖》假设是曾巩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这是传为曾巩留下来的唯一书信墨迹,被誉为海内外的孤品,900多年来《局事帖》被明清以来多位收藏家收藏,所以被认为是一件流传有序的藏品,我们知道,流传有序只是鉴定真迹的一个辅助依据。“大家”“千年”“孤品”“文献”,几个关键词构成了《局事帖》的经济价值。真正的大收藏品是超越真假的,加印也好,伪造也好,时间久了,真假很难确认,最后只剩下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当代的收藏家心目中就值钱了,并且当代的书籍著作出版具有多方鉴定对比分析,使《局事帖》这一传世文献珍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才是收藏家、鉴赏家应持的态度,这也是《局事帖》真伪鉴定后留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作者简介:赵建克,河南省许昌市画圣美术馆馆长,国家文物艺术品鉴定师。广州好普艺术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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