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徽州收藏圈的那些事儿

吕友者   2017-05-07 23:00:54

元 赵孟頫 《幽篁戴胜图卷》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才荟萃,商业繁盛。到了明代尤为突出,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元 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倪瓒 《虞山林壑图》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对待“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读书作诗绘画,并与当时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还,积极搜求古今书法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当时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那么,徽州的艺术品收藏圈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宋 米芾 《蜀素帖》疯狂的收藏群体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收藏竟达到“家传户诵”,可见其参与市场群体的庞大。究其原因,除了徽州地域的因素外,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徽人为政,以临邓程、卓之货,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泥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在这里,沈氏讥讽徽人鉴赏水平不高,对书画古玩收藏趋之若鹜以致真假不分。然而这毕竟是由于晚明社会收藏风气愈演愈烈所致,对古物缺少修养的徽商自然也难以避免。

但无论如何,明末徽州鉴藏家收藏的书法名画不计其数却是事实。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把自己历年行商古玩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自己写的《书画记》上,让我们得以真实地看清当时市场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吴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此话中所提及的徽州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晋 王羲之 《行楷书千字文》事实上,徽州地区几乎每个家族藏品都有自身的特点和门类。正如徽州收藏家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记》中所言:“休、款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不仅各有特色,亦说明了徽州书画收藏之风炽盛的状况。 榆林程氏为徽州大收藏家族,代表人物是程季白。他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均有交往。吴其贞称其“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鉴赏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而李日华(1565~1635)《六研斋笔记》中说季白藏有唐人韩干《五牛图》。画家王时敏亦曾借观过他所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季白死后,其儿子程明诏继承了家产,收藏虽不如前,但依旧十分富足。家藏有“汉白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吴其贞在徽州到过他家中,并看到了王维《江山雪霁图》、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雪山归猎图》、赵孟頫《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攘帖》的唐初摹本、王蒙《秋丘林屋》题记等,可见藏品之鸿富和精美!十二年后,他再次拜访,观赏了黄公望《同天春晓》、吴镇《水竹山居图》、郭熙《乔松山水图》、荆浩《山水图》等九件作品。

此外,居安黄氏也是当地的收藏望族。吴其贞曾在居安黄氏家里观赏了夏圭《雪亭图》、马和之《毛诗东归弦歌》和赵孟頫《前后赤壁图》:“以上观于居安黄黄山家,黄山则黄石之兄,为士夫中鉴赏名家。”同年还在其家观赏到了马远所作册页等十四幅书画作品:“以上十四种在乙亥十月既望观于伯昭侄肯堂之上。是日所观未登记者有唐人临王右军《曹娥碑》、米元章为国祥书《天马赋》、李龙眠《游骑图》。伯昭讳道昂,攻举子业,无心古玩,翼明兄次子也。兄讳怀贤,为人以孝弟自持,好博古,尤嗜书画,所得皆海内名物。”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可谓家藏巨丰,匹敌清内府收藏,并与名士多有交往。《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皆有收藏,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清初著名的画家王鉴对收藏非常喜好,故山水擅长临摹,对于董、巨尤为精诣。吴其贞去过王家观赏书画,如一六四三年四月二日,他过太仓王元照家,观赏了关仝《溪山积雪图》绢画一卷,甚剥落,画法松秀。他判断是元人笔,非仝画也。吴注曰:“元照,讳鉴,风州先生孙也,性恬雅,善丹青,宗董巨二家,而好古之风盖家传也。”

明 董其昌 《高逸图轴》

元 黄公望 《剩山图》同时,徽州当地的官绅也大都介入到收藏。如陶元祐,崇祯十六年进士。壬辰年(1683)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一个名叫于庭的人携来两张名画,一幅是元代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大纸画,另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小纸画。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因陶公见之与己同姓,事迹又相同(陶公入清后便隐居),故赠之。无独有偶,清官庄冏生也与吴其贞过从甚密。壬辰三月八日,吴氏在其吴门园上,观赏董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一幅,并说“庄淡庵先生讳冏生,字玉骢。武进人,应会先生仲子也。登丁亥进士。长于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多得于旧内省。是日购予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虎图》、钱选《兰亭图》。时壬辰三月八日”。这位身居官场的大清官员,因何能得到明宫廷藏品,不得而知。 此外,名医和市民也有相当的收藏。程元允,溪南人,为郡名医。闲时喜研究书法名画,人亦恬雅。家藏有朱熹《祖帐帖》及元人书。再者,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如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吴其贞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了一幅特殊风格的黄公望《山水图》大劈之画一幅。“气色尚佳。所画山水,尽用秃笔,无钩亦无皴,一笔一画如写字一般。此法古往今来未见有也。大都大痴作画无一定之见,皆随笔而成,各有不符。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称为画圣诚不虚誉也。识二字曰大痴,用子久一图书。”估计这个方胖子既无身份也无背景,仅是一介平民,不然不会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又有溪南吴文长,是当地的普通百姓:尽出画二百余,手卷四五十,画册数本。吴可权,汪三曰:当作三日观。余曰:古人看书一目三行,今看画岂不能一目下三幅也?但开卷快,不怕多也。可见作为百姓的收藏,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

艺术品市场的发达,就连门客也富有收藏,这些人都是书画市场的老手。吴其贞所认识的汪三益,系溪南吴氏门客,手中握有很多古代书画名作。吴多次从其手购买或观赏之,专设有“观汪三益画册日”,足见他对汪的重视程度。吴曾在汪三益的手中观赏梁楷《右军题扇图》纸画一卷,吴镇《竹石图》绢画一小幅,唐人廓填王右军中郎帖一卷。盛子昭(懋)镜面图绢画一本计十六页。此后,吴从汪三益手买到十一件宋元明名作,是汪背着主人私下交易,还是他有自己的书画店就不得而知了。

明末时期,裱褙工在艺术市场中也十分活跃。裱褙工因其工作环境的便利,经常接触书画原作,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对书画真伪自然有所领悟,从而成为市场参与群体的一员。而且装裱工“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这位北京的著名裱工王际之,在吴门设有裱褙室,吴其贞曾在其裱褙室观赏唐宋书画九十八则,而这些书画是王际之准备带回北京的。

南宋 李唐 《江山小景图》(局部)交易方式多样化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实际上,龙宫寺内可能有交易的店铺,吴氏多次去了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己卯九月五日,他曾记叙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还是黄公望所作,名为《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王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二十天后即己卯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壁《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枫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而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样化。吴其贞购买书画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的,说明佛寺道观起着中间商的作用。如“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贯休《长眉长者图》绢画一幅,气色尚佳,相貌慈善,笔法沉着古雅,绝无时俗气”。吴其贞原本想买下,已谈好价格,但临时有急事,故未能成交。当然,获得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也有别人赠送的,如上文中提到的吴其贞赠予陶元祐画就是一例。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除吴其贞外,还有徽州榆林的郑廷奇。在己卯十一月时,吴其贞碰到郑廷奇,在他手上看到了柯九思的《柯丹邱荆溪图绢画》。这个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有这种商人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韩滉《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还有以人情交换的。在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忽然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璧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书画作假的发达,使得方法也花样百出。不仅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亦有临摹充真等方法,可谓无计不施,令买者防不胜防。

既然徽州的作假如此明显,那么周边地区的城市自然也不能幸免。我们从当时邻近地区嘉兴的作伪情况看也可见一斑。如万历四十年四月,冯德符观倪瓒画有感而发:云林画余生平目睹大小真赝几四十余幅。今日无事。偶追步之。当地大收藏家吴希元也时常有购进伪作之时。沈德符记载说,冯开之长君以《江干雪意图卷》“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傅嘉禾朱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其昌)跋装裱于后,以欺于耳”,吴希元重金购得赝品,或与其门客鉴赏眼力不高有关。北宋 郭熙 《树色平远图》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同时,在万历四十二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李日华在与朋友聚会时又看到数幅“名盛而实不符”的假画,颇多感慨,于是提笔在其中一卷上写道:“此异代异迹,诚为异宝。然须俟异识归异人,措大不能有也。竹影破窗,金玉琐碎,恨不能呵幻为真,各饱馋意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作伪者当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朱肖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多次提到他。据说朱因善于修补古书画,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看来徽商受骗者可能不止吴希元一人。柯九思 《晚香高节图》,纵126.3厘米,横75.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除嘉兴外,南京和苏州也是伪物遍地。万历四十年底,夏贾从南京来访,身无一件书画,无可奈何地告诉李日华:“今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给者不少。相戒吹刘。不复敢入头中耳。”还有苏州也是这样,有一次李日华说:“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系伪恶物。”苏州就更不用提了。当地的专诸巷可谓是专业作伪的集中地。这里生产的赝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据李日华观察道:”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云,也。”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使书画购买能减少些风险,他们鉴定真伪,排除赝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五代 荆浩 《匡庐图》与周边市场的良好互动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两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当地的徽州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1602)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如“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己而,弃山公记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日:惜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耶!彝公默然”。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的前后关系:“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然而说到底,这也是市场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三十年前,在董其昌徽州交游之前,那时的市场基本状况是“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远)、夏(硅)、孙、刘(松年)、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

而三十年后,王世贞曾说:“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元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大抵吴人滥筋,而徽人导之。”为了搜求“元四家”的名作,徽商甚至是不惜财力。时在扬州经商的徽商吴时英“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之所以这样,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徽州所藏大量书法名画,徽商经常邀请文人雅士鉴藏题跋,也促使徽州的鉴藏趣味的形成。尤其是歙县西溪南吴氏所藏古今名人巨制不可胜数,一时间使元人画风、趣味在不同层面浸润整个江南文化圈。由此也让他们对元画产生了兴趣,从而影响其收藏。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其中董多次来徽州,他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亦留下了许多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他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自所写。同时,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钱谦益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1642年11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以上二图在子含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一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还有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霏》《长湖烟雨》诸图。”

徽州发达的艺术市场,使苏州的古董商人也会慕名来到徽州收购艺术品。如上文中的郑廷奇就是一位长期从事古玩买卖的苏州商人。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那里。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获得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又如著名的王越石,徽州居安人,他与吴其贞也有交往。据吴介绍,王越石为“居安人,与黄黄石为姑表兄弟,系偶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他与嘉兴的汪珂玉经常进行交换或买卖,后来回到家乡联合其叔一起做古玩生意,利润不薄。

明 沈周 《东庄图册之十》

北宋 赵佶 《鸜鹆图轴(草本)》, 纸本,墨笔,纵88.2厘米,横52厘米

宋 梁楷 《八高僧图卷》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他的家族三代极富收藏,在《珊瑚网》中汪氏著录了很多自家的书画藏品。钱谦益与他多有往来,并称:“新安汪宗孝(珂玉)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丰。”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多有提及他与徽州汪氏的交往,如崇祯十二年(1639),他在汪氏处获观盛愚《古木垂钓图》:“此图得于汪中绥手,仲绥为人蕴藉,雅能博一占,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古董秀刁。时己卯三月之既望。”此外,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另有江苏扬州的吴振鲁,讳藩,是“歙之南溪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地区艺术品收藏流出的去向之一还有巨商云集的扬州。

明 钱选 《王羲之观鹅图》苏州也是书画藏品流向的另一去处:“赵松雪《归去来图》,马和之设色《山庄图》等五图,在扬州观于吴能远手。能远,歙之西溪南人,与‘五凤’属为兄弟。崇祯年间,家于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此是所剩余物耳。”徽人吴用良,也是“出入吴会,水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会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徒,何不用也”。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康熙《徽州府志》明确记载了此时的社会变迁:“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逐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条起来,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二十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兴衰的原因,为当今艺术市场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吕友者,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从事艺术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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