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特殊年代发行的文物邮票

吕素忠   2017-05-06 22: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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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泛滥,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全国各地许多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损失巨大。这种情况不仅使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感到痛心,也引起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文件,要求对革命遗址、古建筑、出土文物、书籍、文献、资料等进行保护,勿使损坏,从而使破坏文物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在那个“政治挂帅”“政治压倒一切”的特殊年代,我国的文物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进行着文物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就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物。为了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宣传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表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人民对文物工作的重视,进一步提高全民保护文物的意识,1972年至1973年间,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文物展览,共展出12个省、市、自治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土的古代文物几万件。为了配合这次宣传活动,当时的交通部邮政总局决定发行一套出土文物邮票。为了搞好设计,设计人员专门到展会与负责人及参展的各地文物专家商议文物的选取和邮票的枚数,最后确定每个参展的省、市、自治区各出一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共计12件文物作为邮票的图案,每枚邮票展示一件文物,共计12枚邮票。

这套邮票构图美观,设计巧妙,色彩亮丽,印制精良,无疑是我国文物邮票中的上乘之作。邮票一发行,即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受到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文物部门的好评。他们一再要求多印一些,以便扩大宣传。这套邮票发行后的第6天(1973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在《中国文化》栏目里向国内外听众介绍了这套邮票。与此同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彩色纪录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这些做法无疑对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破四旧”做法的彻底否定。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特殊年代里发行这样一套文物邮票,其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

编66—77《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于1973年11月20日发行,吴建坤摄影并设计,北京邮票厂影写版印刷,全套面值1.70元,邮票规格31毫米×38.5毫米。

编66《青花凤首扁壶》(图1)“青花”是一种白底蓝花瓷的专称。这种瓷是中国瓷器的代表品种。邮票上这种青花凤首扁壶,1970年10月在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座元代院落遗址出土。整尊壶造型新颖独特,清新典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元代青花瓷中的珍品。邮票面值4分,印量700万枚。

编67《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图2)鎏金是一种在金属表面镀上一层金铂的工艺。据文献记载,唐玄宗时,宫中驯养舞马百匹,每逢唐玄宗庆贺生日或重大节日,便把舞马集中在勤政殿前,这些舞马便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特别是当音乐曲终时,舞马便跪伏在地,衔杯献酒,为皇帝祝贺。其动作神态十分精彩有趣。银壶上的图案即表现了这一场景。邮票面值4分,印量700万枚。

编68《黑彩马》(图3)在唐代以前,我国的陶瓷制品多为单一釉色。从唐代开始,常常以白色黏土作胎,用含有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的矿物作为釉料的着色剂,经高温烧制后,便呈现黄、绿、黑、白、棕等各种颜色。由于釉质流动浸润,使色彩斑斓,绚丽华美,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统称为“唐三彩”。邮票上这匹黑彩马,1971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关林的唐代墓葬中,是已发现的唐三彩中的一件稀世珍品。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编69《泥俑》(图4)俑在中国古代大多是陪葬用品,一般为木制、泥制或陶制,也有石雕制品。用俑人代替活人陪葬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中国的制俑艺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震惊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便是古人的一大杰作。邮票上的女泥俑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女泥俑面部丰盈,眉清目秀,体态轻盈,形象美丽动人。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编70《石雕柱础》(图5)石雕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装饰艺术,且流传至今长盛不衰。柱础即柱子的基座。邮票上的两件石雕柱础是北魏早期的屏风立柱柱础,1965年出土于山西大同市郊的北魏墓中。整个柱础造型优美,刀法洗练,玲珑精细,具有雄浑、华丽而又刚劲的装饰风格,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建筑石雕艺术的辉煌成就。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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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编71《铜奔马》(图6) 1969年10月挖防空洞时,在甘肃武威(现已改为市)雷台汉墓出土。关于该作品的名称,一般还有两种说法,一种叫“马踏飞燕”,一种叫“马超龙雀”。后一种说法认为马踏的并不是通常的燕雀,而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龙雀”。而超龙雀的马自然也不是凡马,而是“天马”“神马”了。这件作品,想象力丰富,构思奇巧,造型非凡,动态惊人,巧妙地创造了骏马奔驰和飞鸟争先的神奇意境,既具有高度写实的逼真形象,又具有充满丰富想象的浪漫色彩,充分展示了作者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艺术功力。武威市已将此铜奔马立为该市的城标。1983年,国家旅游局也把这件震惊中外的艺术品定为中国旅游的徽志。这样做既宣传了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寓意中国的旅游事业必将像奔马腾飞一样蓬勃发展。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编72《鎏金镶嵌铜砚盒》(图7)1970年6月在江苏徐州市的东汉墓中出土。砚盒从头至尾上下一分为二,上为盒盖,下为盒体。砚盒形如青蛙,而这种青蛙实际就是蟾蜍。另一种说法认为砚盒形状似狮似虎,两角两翼,应该就是史籍中所说的能辟邪除凶的“辟邪”。该砚盒通体鎏金,并均镶嵌有近百颗珊瑚青金石和绿松石,虽埋藏地下历经千年,至今仍光泽灿烂,富丽堂皇,不仅是古文物之珍品,也是工艺美术品之瑰宝。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编73《长信宫灯》(图8)1968年7月国防施工时在河北满城县的西汉墓中出土。长信宫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汉景帝时皇后窦氏所居住的宫院,长信宫灯是因宫灯铭文中有“长信”二字而得名。该灯造型为一宫女持灯跪坐形象。宫女左手持灯盘,右手上举,宽大的袖口恰好形成灯罩。灯罩可开合,灯盘可转动,能够随意调节灯光的亮度和照射角度。宫女的右臂和身体都是中空的,蜡烛燃烧产生的烟尘可以顺着右臂进入体内沉积,以避免弥漫控制污染环境。该灯的结构非常巧妙,其环保理念和设计技巧至今仍值得借鉴,充分展示了2000多年前我国制灯的高超技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一件艺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的罕见工艺品,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叹服。邮票面值8分,印量1000万枚。

编74 《鸭纽盖铜鼎》(图9)古代的鼎有各种造型,主要用作祭祀礼器或烹饪器皿。邮票上这件铜鼎是春秋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用于煮牲的鼎,相当于现在的大锅。该鼎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邮票面值10分,印量700万枚。

编75《曾中游父方壶》(图10)1966年7月在湖北京山县郑家河水库工地出土。壶盖和壶口上刻有铭文“曾中游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彝”,其中“吉金”即指优质青铜,“尊彝”是指礼器,“曾中游父”即曾侯的次子游父。铭文标明了该器具的制作者、所有者、用途及其所用材质。需要说明的是该枚邮票上有两个错误:一是票名“曾中游父方壶”中误将“斿”字写成了“游”;二是票面下边说明文字中的时间应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57年)”。邮票面值10分,印量700万枚。

编76《青铜提梁卣》(图11)1970年2月在湖北宁乡县黄村出土,属商代盛酒的器物。这件青铜提梁卣造型设计美观精致,饰纹图案繁复精致,说明我国商代工艺美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邮票面值20分,印量650万枚。

编77《彩绘红陶鼎》(图12)1971年4月在山东邹县城南原始社会晚期遗址出土,属中期大汶口文化,该彩绘红陶鼎是中国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距今约5000~5500年。邮票下部说明文字中误将制作时间少标了1000多年,应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邮票面值52分,印量150万枚。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能发行这样一套毫无政治色彩的邮票,并且枚数多达12枚,实在难能可贵。这除了文物工作者坚持努力外,文物本身震撼人心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这套发行于40多年前的邮票至今仍光彩夺目,但其价格却并不算贵,市场价仅3000元。而紧随其后发行的编78—81《工业产品》(4枚,价格却达3000元)。《工业产品》邮票既无特定的纪念意义,设计印制也无突出亮点,发行量也基本相当。两票价格差异如此之大,实在匪夷所思,这样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这套邮票应该还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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