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历史解析

李光明   2017-05-06 22:58:47

图1:永宁寺遗址平面图

图2: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后的现场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为寻求更好的生活空间而南下。鲜卑族在这场激烈的民族纷争中,平息了北方的战乱,建立了北魏政权,统治华北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除太武帝拓跋焘有过暂时的抑佛行动外,北魏诸帝多推崇佛教,使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尤其是北魏都城南迁以后,大举营建佛寺,洛阳城内外的佛寺有1367所,发展到北魏末年,境内佛寺多达3万余所,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在洛阳的诸多寺院中,最著名的当数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的永宁寺。它虽存世仅十几年的时间,但作为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佛教寺院,却是北魏崇佛达到顶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图3:永宁寺塔基遗址发掘平、剖面图

图4:杨鸿勋所作永宁寺塔复原效果图一、永宁寺的起建“永宁”一词,源出《尚书·周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在二十五史中,“其宁惟永”一语多在皇帝诏书和朝臣表章中出现,常被用以歌颂帝王仁德受万民拥戴、四海升平得长治久安的施政愿景。这既是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期盼,也是有为帝王治国的最高追求,更是起于壁野的北魏政权心向往之的理想局面。

北魏时期的永宁寺有两座,皆为皇室建造,一座是献文帝时期平城(今山西大同)城南的永宁寺,另外一座就是孝明帝时期洛阳永宁寺。平城永宁寺建于献文帝拓跋弘天安二年(公元467年)。《魏书·释老志》载:“其岁,高祖(孝文帝)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孝文帝曾于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和太和二年(公元478年)两次亲临此寺主持重大的佛事活动,从而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礼佛高潮。

虽然永宁寺建于北魏迁洛后的末期,但是孝文帝早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决定迁都之时就已规划了永宁寺的建设,并对新都城内的佛寺数量作了严格限定,仅允许营建永宁寺一所,严禁建设其他寺院。因此,永宁寺成为当时孝文帝计划在新都城内建造的唯一佛寺。但由于迁洛后百事待兴,加上政治斗争和汉化改革推行及向南征伐等因素,永宁寺的建设只停留在了规划草图上。

或许是受宣武帝个人政治作为所限,或许是他没有意识到永宁寺对北魏王朝政治的象征意义,抑或是他作为守成皇帝面临的压力等原因,在他执政的15年里,虽然依典制增建了宫城衙署和市民居住的里坊及外郭城,还在洛阳城南和城西敕建了奢华的景明寺和永明寺,却始终没有在城内建造孝文帝早期规划的永宁寺。而真正将永宁寺由规划变成现实的是宣武帝的遗孀胡太后。因此,《洛阳伽蓝记》卷一开篇记载:“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根据《洛阳伽蓝记》的描述,永宁寺四周原来设有宏大的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仿宫城主门,三滴水建筑,极尽奢华,东西门为重檐建筑,北门为简易的乌头门形制。佛塔之北有仿太极殿形制的佛殿一座,另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分布于佛塔东西两侧。

图5: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大型塑像面部二、永宁寺遗址考古发掘

《洛阳伽蓝记》描述了1400多年前永宁寺的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制的情况。历史发展到今天,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后,文物工作者还原了杨衒之当年看到的景象。

(一)寺院布局和永宁寺塔基

考古勘探和发掘证实,永宁寺位于北魏宫城南500米的铜驼街西部。寺院平面(图1)呈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方向北偏东5度。院墙系夯土筑成,厚度在2.8~3.5米之间,四面各辟一门。在寺院的中轴线上,南门(主门)、佛塔、佛殿、北门等主要建筑基址自南至北依次排列。其中的佛塔位于寺内中部偏南处,现存为100米见方的建筑基址。塔基前方空旷开阔,寺院的四门皆与寺内塔基直对。这种以塔为中心,佛殿置于塔后,四面设门的平面布局,正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布局,其蓝本来源于印度廊院式寺院布局。这种建筑布局方式符合佛教教义,适应了佛教信徒绕塔礼拜的要求。

在永宁寺的诸多建筑中,以矗立于寺院中心的木结构佛塔最负盛名。这座“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的木塔历时两年多建成。塔身平面为方形,九级楼阁式,自下而上层层收分,层高逐层递减,每面各九间,皆设三门六窗,涂以朱漆。朱漆大门上饰有鎏金衔铺首以及五行排列整齐的鎏金铜钉,仅第一层的二十四扇门上便有5400枚。塔刹最上部饰有能容二十五斛的鎏金铜质宝瓶,下有鎏金铜质露盘十一重,盘之周匝皆悬鎏金铜铎。为保塔刹稳定,还设置四道铁索,自塔刹引向塔顶的四角,每道铁索上安装大量的铜铎,加上各层翼角悬挂的铜铎,总计达120枚,“每至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体量如此高大的佛塔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甚为可惜的是,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木塔毁于火灾,大火“三月不熄,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多次考古发掘,永宁寺塔基的整体面貌逐步清晰起来。塔基有上下两层夯土基础(图2)。下层为地基,东西长101.2米,南北宽97.8米;上层为台基,位于下层地基正中,四周包砌青石,长、宽均为38.2米,高2.2米,属于地面以上的基座部分。台基的四面正中,各有一条斜坡踏道。从出土的台帮石、石雕螭首、栏板等建筑残件和结构特点,结合北魏时的建筑规制看,台基周边及四面踏道均应设有石质的扶手栏板。

台基上有124个方形柱础遗迹,内有炭化木柱残迹及部分柱底石础。可以看出,底层是以124根50厘米见方的木柱,自内而外按5圈同心正方形形式组成方形柱网(图3),以增强塔的稳固性。其中,在第4圈柱础内,为土坯和木柱混砌的方形塔心实体,东、南、西三面各有5个弧形内凹的奉佛壁龛,北侧因架设登塔木梯而未设壁龛。在第 4~5 圈柱础之间,是用以佛事活动的初层殿堂。这种在塔中心设列置佛龛和礼拜道的做法,与巩县石窟寺的第一窟布局极为相似,具有相同的礼佛功能。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可知,永宁寺塔的结构方式是以木构架为主,用土坯作为填充材料,依靠塔身自重实现整体结构的稳定。无论从内部空间设置、外观效果还是从施工工艺上说,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建筑技术条件下都是先进和合理的。

20世纪90年代,杨鸿勋、张驭寰、钟晓青三位学者依据考古遗存、文献记载和建筑结构原理对永宁寺塔进行了形象复原。其中杨鸿勋先生所作复原效果图(图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使我们得以直观地领略永宁寺塔的宏伟形象。

(二)永宁寺遗址的出土文物

在塔基中出土了大量的泥质塑像及石雕、筒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少量的珍珠、玛瑙、水晶、象牙及铜钱等,其中的泥塑和瓦当构件最具特色。

1.塑像

在塔基的多次发掘清理中,共出土2000多件彩色泥质塑像的残件,以人物塑像居多,间或少量景物塑件,都与礼佛有关。按照塑像的规格,可分为大、中、小型塑像和微小型影塑四类。造像内容主要为佛、菩萨、弟子、飞天、僧侣和世俗供养人像。

图6:永宁寺塔基出土的比丘头像佛像的构件多是大型塑像,主要有头、身躯、肢体、手、足等身体不同部位的残件。而且在有些面部、手足和衣纹残块上还发现有涂金。最能表现佛像面容特点:是一件大型的面部塑像残块(图5),其脸形方圆丰满,五官柔顺匀称,直鼻,薄唇,嘴角上翘,微带笑意,慈祥中透着端庄和宁静。这件塑像头部高度近50厘米。按照坐佛或者立佛头高与身高14或16的比例,塑像高度可达2~3米,应是永宁寺中最大的造像。此佛像的造型具有中国化的脸庞形象和气质神韵,与平城时代的云冈造像风格明显不同,更加接近中原汉文化的审美标准。

菩萨像的残件在大、中、小型塑像中均有发现,有头、颈、身躯、手、足及衣纹等残块。头像残高一般多在20厘米左右,面部为长圆形或方圆形,头发皆为细密的直线纹发髻,有的戴花冠,饰璎珞。手掌部位圆润丰满,手指弯曲呈握物状,形态屈伸各异。弟子像中,有一老一少的两件塑像(图6)特色鲜明,头高10~1l厘米,面部形象特征的刻画极为生动。年少者头顶浑圆,五官清秀,笑容可掬,善良中透着稚气,应是聪慧慈善的阿难形象。年长者头形长方,顶骨中间隆起,面部较为清瘦,眉头紧蹙,喉结突出,有一种饱经沧桑的稳重感和亲切感,显然是持重慈祥的迦叶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型半浮雕影塑像中,有许多身着世俗服装的供养人形象,其身份较为复杂。从这些塑像的人物面貌、服饰和姿态等特征来看,既有衣着华贵的帝后王公和持物而立的仪仗侍从,也有身着甲胄的护卫武士和头梳丫髻的侍女。这些形象与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中帝后礼佛图中的人物极为相似,皆是礼佛供养的人物形象。

2.瓦当在形制上,北魏瓦当多取法于汉魏,仍以圆形为主,但在图案和工艺手法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

图7: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忍冬纹(上)和莲花纹瓦当拓片由于北魏一代对佛教格外崇尚,而洛阳佛教之盛,尤以宣武、孝明之世为最,因此,作为当朝太后敕建的皇家第一寺院,永宁寺的建筑用材自然不同凡响,其瓦当也与其他宫殿建筑有别。在制作技术上,永宁寺出土的瓦当质地坚实,工艺精良,胎体呈鲜亮的青灰色,表面经过仔细的刮削打磨,具有一定的光泽度,相较之下可以看出,其制烧工艺皆属当时瓦件中的上乘之作。永宁寺出土的瓦当在装饰图案上也别具一格,除莲花纹和兽面纹之外,还有各式的莲花化生纹、忍冬纹、变体忍冬纹等非主流纹饰的瓦当(图7)。还有一种变体的兽面纹瓦当,兽头顶部生长二角,颇似龙纹。这些瓦当品种,在北魏洛阳以至全国的北魏遗址中,都是比较罕见或根本不曾见到过的。

兽面纹瓦当是北魏洛阳城非常重要的一种瓦当类型,目前仅见于太极殿、阊阖门和永宁寺等遗址中。这些遗址曾经都是北魏洛阳宫城和内城中最为重要的皇家建筑。因此,兽面纹瓦当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魏建筑的最高等级。并且,由于永宁寺的某些特殊性,其中出土的类似龙首的兽面纹瓦当,明显有别于北魏洛阳城的其他遗址。

莲花纹瓦当在北魏洛阳城的各个遗址中基本都有出土,说明它是北魏后期最为盛行的瓦当类型。这种莲花纹瓦当在永宁寺中不但大量使用,而且由此衍生出的莲花化生瓦当(图8)和忍冬纹瓦当,与类似龙首的兽面纹瓦当一样,均属特殊图案的瓦当,目前也未见于北魏的其他遗址。莲花化生和忍冬纹饰均属与佛教具有密切关系的象征题材,蕴含着佛教的思想意识和寓意,可能是为皇家寺院特别定制的单品。

从历史影响看,莲花纹瓦当从北魏时期开始,完全代替了早自东周至西晋一直盛行的云纹瓦当,经过东西魏及北齐、北周,至隋唐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影响延续到宋代。而兽面纹瓦当虽然在北朝时期尚未普遍盛行,但其发展延续到宋、辽、金、元时期时,取代了莲花纹瓦当成为当时普遍使用的主流瓦当类型,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三、永宁寺塔的文化解读

永宁寺规模宏大,施工繁复,设计建造的技术难度颇为艰巨,具体主持寺塔设计和建造的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郭安兴。

他在永宁寺塔的构建上颇费心机。在结构上采用土木合筑的建筑设计,在木结构中放置土坯,以夯土架构,不仅确保了木塔稳固,也可以大量节约费用。另外,木塔内部铺置土坯时,在土坯硬度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含水率上保持一定的微湿状态,不仅可以防火,而且礼佛焚香时产生的温度使土坯逐渐干燥,可以有效降低不均匀收缩,使土坯更加坚硬。在木塔形制上,郭安兴弃圆就方,认为圆形固然更具灵性,但“方为王朝之象征,正则国且盛”,而且四边形的构造更方便使用。从王朝形象和实用性上考虑,他最终选择了方塔设计。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对建筑结构的熟知,郭安兴成功建造了气魄宏大的永宁寺塔。

北魏晚期,国势日衰,胡太后为何不顾逾制于平城永宁寺佛塔之上,倾其国力执意建造如此超大体量的佛塔呢?其中不仅有其自幼尚佛的原因,更有深刻的政治因素蕴含其中。

《魏书·释老志》记载:“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这是孝文帝在营建洛阳之初对城内寺院建设做出的严格限制。其后的景明初年,面对出现犯禁违制的倾向,宣武帝下诏,城内不得建造寺塔僧舍,以此来遏制企图破例的想法。史书将孝、宣二帝限制佛寺在洛阳城内发展的诏令称为“太和之制”和“景明之禁”。但相比孝文帝而言,宣武帝对朝事偏于宽纵,缺少了其父权衡大局的意识和雷厉风行的帝王作为。他虽在大臣建议之下颁布禁寺诏令,但由于其对佛教情有独钟,用以限制寺院建设的“太和之制”和“景明之禁”等都城规制,在其执政的中后期不断遭到破坏,甚至在皇权默许下佛教势力有恃无恐。因此,在宣武帝驾崩后,佛教发展急剧膨胀,几至失控的边缘。胡太后建设永宁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正月,宣武帝崩逝,年幼的孝明帝继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她在此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清除了高氏外戚等政治势力,掌握了最高权力。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胡太后为进一步稳固权力,笼络和控制佛教势力,便着手营建永宁寺,并将作为国家大寺的永宁寺建在了铜驼大街西侧。寺址选在中央官署区的核心地带,无疑是将一座宗教寺院摆上了与中央官署同等重要的地位,意在向世人昭示皇家大寺与朝廷衙署具有同等权威,佛教的精神统治地位由此得以彰显。因此,胡太后对永宁寺塔的建设是不遗余力的。她曾对主持者郭安兴表示,佛塔要“以佛经为基,钱财不计”。在洛阳永宁寺营建之初,胡太后曾“亲率百僚,表基立刹”。刹即刹柱,是佛塔的中心柱。正因为有了自塔基直通塔刹的中心柱,高耸的佛塔在人们的心理和视觉上达到了可以“通天”的期望高度。佛经中有关佛塔中心柱的象征含义暗合了中国帝王不懈追求的通天理想,使永宁寺塔远超佛教信仰的意义,成为北魏皇权“受命于天”的礼制性建筑。另外,永宁寺塔基发掘出土的那件最大的泥塑佛像,面部丰满圆润,显示出中原化的女性特征与面部表情,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以胡太后形象为蓝本塑造的。因此,胡太后营建永宁寺,不惜逾制、不惜资金,执意营造的背后蕴含的是其深刻的政治宏愿。

永宁寺塔从建成到焚毁仅存世16年,其从天而坠时如凤凰涅槃般的惨烈和无奈,化作一片废墟。同时,狂热礼佛的北魏王朝也似乎在验证“塔毁国败”的预言,在永宁寺塔轰然倒地的当年即告分裂。

自此以后的1000多年中,国家统治者对高度的追求却并未停止,继之而起的隋唐帝国也营建了许多高大壮丽的寺塔。唐代以后,随着禅宗的兴起发展,礼佛形式逐渐改变,早期以塔为中心、佛殿居于塔后的寺院布局随之演变成以殿堂为中心的布局,佛塔退居寺后或在寺旁另建塔院。自此以后,以佛殿为中心的寺院格局逐渐成为中国寺院的主流模式。

(作者简介:李光明,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图8:永宁寺遗址出土的莲花化生瓦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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